組織社會力量，還包括聽取一些專家對一些重要書稿的意見（《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後，我奉編輯部之命，到頤和園分別拜訪了當時集中在那裏寫作的許多專家、文藝評論家如張光年、李希凡等人），請老作家評論新作家的作品（我們請葉聖陶同誌評論徐懷中的《我們播種愛情》，評論烏蘭巴幹的《草原烽火》，評論楊昭的《沒有織完的統裙》等），請大學生、工廠工人和農村社員評論我們的出版物（五十年代，我們在北京大學中文係及北京郊區建有點，把我們的新書寄給他們。他們開座談會）。從這些評論和座談中，發現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出版物的缺點，總結編輯工作經驗。
“昨夜西風凋碧樹”，文化在革命中，編輯隊伍受到極大的摧殘，有經驗的文藝編輯，已經所剩無幾。而我們現在要搞四個現代化，要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這就發生了極其尖銳的矛盾，主觀的力量跟客觀對我們的要求，有很大差距。這就更加使我們想起了“組織社會力量”這個法寶。在新長征中，我們不是也可以組織社會力量，編審書稿，開展工作，培養有前途有苗頭的青年作家由被動變主動，寫出一出有聲有色的活劇來麼？
（原載1979年第12期《出版工作》）
編輯要有伯樂的眼力
聽一些老編輯說，當編輯的時間久了，就會有這樣的體會——要出版一本書並不難，難的是出版一本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具有廣泛影響的好書；作一個過得去的文學編輯也不難，難的是作一個高明的、優秀的文學編輯。
當編輯就得審讀稿子。就是在來稿的汪洋大海中選出最優秀的作品。編輯有責任像天文學家尋找新的彗星一樣，根據革命事業的要求，發現人才，選拔佳作。在這方麵，每一個出版社都有一些生動的事例。這裏我隻能就我所熟悉的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書籍方麵的情況談點感想。
一般說來，名家的稿子是不大容易湮沒的。難的是一些名不風經傳而又潛力深厚、日後確能寫出好作品的人。這就指望編輯要有伯樂的眼力，能夠識別千裏馬。
二十餘年前，梁斌同誌擔任中國作家講會文學講習所的支部書記，作黨的工作。人們隻是聽說，他偷偷寫一部什麼東西。到底這本書寫的是什麼題材，寫得怎麼樣？不得而知。後來，中國青年出版社派了當時擔任文學編輯室副主任的吳小武（即作家蕭也牧）去取回稿件，他關起門來，細細審讀《紅旗譜》的原稿。看了稿件，他興奮得了不得，說他發現了一顆彗星。
《紅岩》出版之前，作者羅廣斌、楊益言也不是名家。但是，看過稿子的幾位同誌經過認真的討論，認為這是一部對青年讀者有極大教育意義的作品，出版社指定張羽當該書的責任編輯，和作者一起商量定稿。《紅岩》排出來以後，為了擴大影響，編輯部將校樣送給某大刊物，請人家“是否能選登若幹章節”，遭到婉言謝絕。文學編輯室毫不動搖，約請優秀的木刻家為之裝幀設計及插圖，用精裝、平裝、普及三種版本來出版它。幾年之內，印行四百餘萬冊。
考驗一個編輯是否有眼力，功夫深不深，不僅僅看他是否選出了一些優秀的作品，還要看他有沒有把好作品漏掉了，還要看看他有沒有把一些本來平庸的作品濫竽充數當作傳世之作來出版。世界上常勝將軍是沒有的，一般說來，當編輯的時間久了，難免有看走了眼的時候。但不會離譜太遠。比如，人家本來是一部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有較高的成就的作品，事實證明，在該書出版以後又擁有廣大的讀者群。但是到了你的手裏，卻是“尊稿水平較差，我社不擬采用”，把珍珠當作魚目拋棄了。那末，你就算不上一位高明的編輯。
審稿是一關，編輯加工在整個編輯工作程序中，又是重要的一環。
關於編輯加工，在這裏有裏幾種情況：
對一些有成就、有風格的作家，在整理他們的稿子時，我覺得，有問題可以如實地向他們提出，但一般不宜隨便改動人家的稿子。因為一個有經驗的作家，如巴金、周立波等同誌，他們的行文，都有他們自己多年來所形成的獨特的風格，不適當地改動，不僅不應該，而且常常吃力不討好。
對一些作品有深厚的生活基礎，作者有相當的寫作能力，隻是在成書之前，沿需“百尺竿頭，更朝暉一步”的作品，編輯要密切配合作者，給以支持和幫助。曾秀蒼同誌寫的長篇小說《太陽從東方升起》，在定稿之前，該書的責任編輯吳小武，就和作者配合得很好。秀蒼同誌回憶說：“初次見麵，就很相得。以後他常和我談對作品的意見，主題思想、故事情節、人物、技巧以及結構布局，他牽針引線地娓娓而談，談得很隨便，聽起來很深刻，他雖然隻是編者，但令人感到他和作者一同進入了角色，一同置身到作品所描述的時代和環境中去了。”經過作者的努力，《太陽從東方升起》得到更進一步的提高，成為中青社的一部保留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