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和詩人的通信中，我獲知詩人生活坎坷。他在一個縣文化館裏打雜，編編演唱材料，寫寫春聯。根據他當時的情況，我們假如直接派人到他當時所在的單位了解他的願望和要求、困難和需要，恐怕是一種更及時的支持。1927年十一、二月間，編輯室派我到西北地區去組縞，我第一站就到了山西忻縣。因為我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之一，不但是為了修改一部長詩，我肩負著把一位有才華而又遭到危難和冷落了20年的詩人，重新推上詩壇的重任。
我本來是一個最普通的編輯。我的出行，有可必要驚動下方諸神？但我有意發了一封電報給公劉，以加重我此次忻縣之行的分量。公劉是在1977年11月間，把詩稿寄給出版社的。11月下旬，編輯部就把處理意見告訴他。用公劉自己的話來說：“編輯部反應之迅速、熱情和果斷，說明這些同誌是堅定地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的。這使我感到喜出望外。多年來，我已經不敢做這樣的好夢了。”
我到忻縣是在晚上，雖然是在夜間，道不好走，但忻縣不大。從火車站到我所住的旅館隻有咫尺之遙。但公劉和他女兒，還有文化局的同誌除了親自到火車站接我以外，文化局還特地派了一輛吉普車來接我，可見對我這個遠方來客的重視。我住下以後，第二天，我和公劉除了談對《尹靈芝》的修改意見，還陪他一道去拜訪忻縣縣委宣傳部長，拜訪他的頂頭上司，忻縣文化局局長。朋友越多越好，文化館的同誌我都問候到了。本來，我還想拜會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後來，宣傳部長對我說，縣裏、專署正在開會，就由他代我轉達出版社對他們的問候吧！我們還出麵、替公劉請創作假，安排他到壽陽縣尹靈芝的家鄉補充生活，深入采訪。忻縣縣委宣傳部和文化局對我們的熱情接待和對我們工作的支持，至今在我的記憶裏，留下極好的印象。
我那次到忻縣，和公劉除了談尹靈芝以外，我們還談到創作，談到寫詩，談我們之間在動難逃的辛酸遭遇。公劉住在文化館大院的一間小房裏，把著門口，郵遞員把他當成文化館的傳達，報紙呀，雜誌呀，文娛材料呀，群眾來信來稿呀，掛號信呀，都由公劉來簽收。文化館地處鬧市，館外有玻璃櫥窗，掛有新聞圖片和照片。有一些青年男女要來照什麼帶色的照片，以為這是照相館，都來找他，“老頭，帶色的，四吋的照片，多少錢照相館一張？”
公劉和他的獨生女兒相依為命。我在忻縣的那幾天，都是他們父女倆分工合作，弄飯給我吃。我問到他的工作。他說：“輔導群眾創作呀，開展文化活動呀，都有是我的事。逢年過節，要編一些演唱材料，過春節還要寫春聯。有人知道我過去寫過詩，也沒有想到我是一個摘帽右派，把他們的詩稿不管發表、未發表的，都寄來給我看。我的工資低，連郵費也貼不起呀！”
一個極有才華的詩人，就這樣度過人他的時光。我當時暗下決心說，我一定盡我的微薄之力，借我在編輯部工作的那一點點權力和便利，盡力幫助他重返詩壇。我離開忻縣的前夕，替詩人帶了一首題為《鐵腳板歌》的短詩給《延河》月刊。我是親手把它交給《延河》的負責人，——老相識王丕祥同誌的。我還把公劉的情況如實地告訴他，請他幫幫忙。我上午把公劉的詩稿交給王丕祥，他下午就告訴我，詩稿他們決定采用，並且準備在下月刊出。
一個月以後，《延河》發表了公劉的那些短詩。詩中有這麼四句。
遍布於大腦皮層的溝回嗬，穀何其深，峽何其長！
多少事和著血摻著汗在這裏層層沉積，深深蘊藏……
正象詩人後來自己所說，這兩句詩，正是他當時的思想狀態的真實寫照。一個富有才華而又有自己特殊的風格的詩人，以《鐵腳板歌》的發表為訊號，跟著而來的是詩體傳記《尹靈芝》的正式出版，在被人為地冷落了20年之後，又重新活躍於詩壇——帶著他的光華，帶著他的沉思。
（原載1983年第6期《個舊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