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1981年第4期《編創之友》，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年輕人火熱的心
在那金色的五十年代，青年中有一首最流行的歌曲叫做《青年團之歌》，開頭兩句的歌詞是：“年輕人，火熱的心……”那時，我唱著那首歌離開了大學的校門。唱著那首歌從珠江之畔到了既古老又年輕的北京，又唱著那首歌走進出版社的大門。除了政治運動，年複一年，在我們忙著組稿，審稿，編輯加工，發稿，製訂選題計劃和出書計劃……，三十年的時間，匆匆地流逝。現在，一批批的年輕人，又朝氣蓬勃地跨進了出版社的大門，參加我們的隊伍，接替我我們的工作。每當我歡迎新同誌到來的時候，在我的心底深總是湧起了那首五十年代青年之歌的旋律，它是那麼熱情歡快，有理想，有朝氣，鼓舞年輕人奮發向上。
誰沒有自己的青年時代，誰沒有自己閃光的理想呢？記得那年我離開中山大學到了團中央，因為懂幾句英語，想到國際聯絡部；跟我一起到北京的一個同學，被分配到《中國青年報》，我又想跟他一樣去當一名記者；誰知道我被分配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搞少兒讀物，整天跟貓呀，狗呀，小鬆鼠呀，啄木鳥呀打交道。我腦子裏的思想活動難道還會少麼？但那時強調服從組織分配，個人主義在那時是不合法的。我隻好把什麼理想呀，前途呀，興趣呀埋在心底，就這樣開始了我的編輯生涯。
我最初的編導是兒童文學家賀宜和仇重，後來是江曉天同誌（現任全國文聯書記處書記）。他們耐心地幫助我，教育我，更重要的是帶領我一起工作。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執行團中央關於培養一代社會主義新人的指示。通過我們的出版物，宣傳“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幫助青少年學習她的革命英雄主義；宣傳董存瑞、黃繼光、羅盛教這些青年英雄，宣傳他們為了解放，為了祖國英勇獻身的高貴精神。我們還宣傳卓婭和舒拉，宣傳保爾·柯察金和馬特洛索夫，出版《牛虻》，出版《勇敢》，出版《伏契克文集》，出版《紅旗飄飄》，出版所謂“三紅一創”。……祖國在前進，人民共和國如旭日東升，我們用文學藝術這個武器，去武裝青年的頭腦，努力去培養一代新人。我從來沒有聽見江曉天唱過歌，賀加宜和仇重也總是埋頭在那裏看稿寫出稿。我從他們對待工作那種火一般的熱情，仿佛觸摸到他們那一顆火熱的心。他們帶動我去工作，千方百計去組織最優秀的文學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我們最親愛的讀者。我也在那些需要付出全付心力的工作中，拋棄自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當一個人把他的興趣融彙進工作中，在勇敢豪邁的事業勝利開展中仿佛看見自己個人的理想和前途，他的心中該有多麼高興！
金包的五十年代是我們祖國的第一個春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又仿佛聽到了巨人前進的步代。我們的隊伍又增添了一批生力軍。他們有的當校對，有的搞編務，有的雖然當編輯，但隻做一些看來是瑣碎的工作。在他們開始從事這個既平凡又閃光的事業之際，我祝福他們有一顆火熱的心！
（原載1982年月12月12日《文學書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編輯的職責
有些青年同誌寫了稿子喜歡送給作家去看，準備拿著作家的意見或信件來找出版社。當然，有一些作家會象當年的魯迅先生一樣認認真真地替他們看了稿子，為它寫了序言或意見，把稿子介紹給出版社。但是，由於作家的時間和精力都有限，有時作家實在無力提出意見，隻好把稿子直接轉給編輯，請編輯審閱定奪；或者從鼓勵出發略寫幾句熱情的意見，也還要經過編輯審慎的研究，決定作品的取舍。
於是，有一位業餘作者問我：為什麼作家對他這本小說熱情讚揚，而你這個編輯總是采取審慎的態度，甚至連講話都那麼注意分寸？我對他說，原因是一個編輯和一位作家不同。當然，我們有一些很有成就的作家替一些業餘作者看稿，幫助、培養出了不少青年作家。但是，他們第一位的工作是寫好自己的作品，他並不直接擔負出版別人的作品的任務。他的意見隻代表他個人的看法，更不要說一些鼓勵性的客套話了。而一個編輯最重要的工作是選取最優秀的作品出版。他所麵對的既不是一位作家，也不僅僅是一部作品，他麵對全國。由於他所處的地位，他不能隨便對一部作品表態。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代表出版社，掌握了一部分的物質力量。他肯定一部作品，就得想到要替它出版，將一部原稿變成幾萬本甚至幾十萬本書；而一位作家並不承擔這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