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者冬，藏至陰也。……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於介蟲，則黿鼉大為，靈龜出……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
春天萬物複蘇，必須在這個時候重視農業耕作，鼓勵農民抓緊時間耕作，不要耽誤農民播種的時機；把恩惠施及到草木身上，勤於管理施肥，草木才會長得華美；把恩惠施及到鱗甲類動物身上，精心護養，魚兒才會旺盛地繁殖……其中董仲舒強調作為一國之君要為民作著想，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才能搞好農業生產。他所說的“五行順逆”就是要保護生態，同時也要以德治國，其政治意義是明顯的。天人感應說，就是以“正刑與德”推行以德治國的思想。
“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意為：把天地顛倒的位置變換回來，把陰陽混亂了的秩序糾正過來，正直地推行天地自然之道，而不畏懼任何困難，這是道義的最高表現。保護生態環境，采取有效的措施，以變正直行、不忘其難，這就是最高道義的要求。
此外，他還提倡節儉的生態倫理思想，主張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他把自然資源分為“可食”資源和“不可食”資源，主張對“可食”資源“益食之”，以達到“天為之利人”；對“不可食”資源要“益蓄之”。天地自然的運行本身是完美的，既給人類提供了“可食”資源，又給人類提供了“不可食”資源，所以人類應愛護好自然，保持人與天地萬物的和諧。
人性論
董仲舒的人性論建立在“天人”哲學的基礎上，主張人有善質而未能善，把教化的權力轉移到統治者手中。他綜合前人智慧，從天道到人性，再到倫理道德，就形成了他的人性論哲學。
他主張由“天道”論人事，人事在於“天”，並崇尚元、始。崇尚“天”，君王也應當聽從“天意”的安排；主張尊陽卑陰，尊性卑情，弘揚重德輕刑。人性以性未能全善，性情相與為一瞑，待教而後成，斥孟子性善說。主張中民之性，排除聖人、鬥筲者於性名之外，重王者化民之教，加強王者是萬民的責任；他還在荀子、告子論性的基礎上提出氣質、才質之性的說法。
“性三品”
董仲舒的“陽尊陰卑”論目的是為其提倡“德治”的政治主張。他繼承了孔、孟的先秦儒家思想。他提出的“性三品”理論是對“性善論”和“性惡論”的一種中合，並通過他來鞏固封建社會等級製思想，而這種思想就為人性論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他看來，人性是仁，而人情是貪。仁性是天的陽的體現，貪情是天的陰的體現。所以，他說：“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
“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即天與人相通。根據這一觀點，他指出，“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幹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禁陰，人應當禁其情欲。
“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栣”禁情欲就要靠道德的教化。人生來就具有的本質，就是生的本質，人性不被教化，又怎麼能成為善，善就像米，性就像禾苗，禾苗雖然能長出米，但禾卻不是米。人性雖出於善，但人性卻不能稱為善。“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萬民之性，其本質未被發現，就像人閉上眼睛睡覺一樣，教化之後就是善。當還沒發現的時候，就稱為有善的體現，但還不能稱為善。在他看來，人性“為善”，是要經過君王的教化才能為“善”。“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反之，“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