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欲極少的“聖人之性”；情欲極多的“鬥筲之性”；仁貪居中的是“中民之性”。他說：“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之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甚難當。而孟子以為萬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鬥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繰以涫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
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中，“聖人之性”和“鬥筲之性”都“不可以名性”，隻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強調“王”具有“聖人之性”，應當在萬民之上，萬民就隻有“中民之性”，是可以被教化的，而“鬥筲之性”就是小人的本質，也是天生所具有的。“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從上所述，董仲舒的政治意圖就是宣揚其神學化的人性論，其目的是鞏固封建製社會的中央集權。
性非教化不成
人性論是董仲舒為論述教育的作用所提出的理論依據，他綜合了性善論和性惡論，提出了人性有善也有惡。他將人性定為是天生就具有的，並依據陰陽五行，將人性分為陽的仁義之性和陰的貪利之情。
人性中存在著二種對立，即可發展為善的善端和可發展為惡的情欲。“性非教化不成”的觀點強調了其比性善論和性惡論更具長處和複雜性。
他的“性三品”說，表明了他對教育的作用的重視程度。這種決定論，必然會忽略被教育者個體的能動性和創造精神。對於教育治國的作用，則是采用舊的儒家思想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路，即以德教取代刑罰。但他認為刑罰是“內法外儒”的統治所不可少的，所以並不能完全放棄刑罰的作用。他教育人民要“恥犯其上”，把君主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因此，他就把教育的作用也集中到的政治問題上來了。他強調倫理，崇尚政治倫理的政治作用，所以在教育和政治間，他更傾向於後者。
董仲舒用“以仁安人”、以義正我”的觀點，重新定義了“仁”和“義”的兩個倫理概念。“正我”才能“安人”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教“義”。他認為，人民應該重義輕利，但也承認了“利的地位。“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他的非功利的價值觀，提倡重“義”輕“利”的道德準則。他去除了先秦儒家“先富後教”的思想，形成了他以德育為中心，以道德為重心的封建製教育的思想。
“仁德”指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具有的理性的洞察力和判斷能力就是“智德”，他說，“其知利害早，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這個思想要求“智”要做到“其動中倫，其言當物”。他認為，“近乎仁”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標，“急乎智”是達成目標的方法。他還認為，德與智是相濟相成的；“仁而不智”和“智而不仁”都具有片麵性；智育是要為德育而服務，這也是處理德與智關係的三個要點。
他強調教育的德育內容為“三綱五常”。“三綱指：君臣綱，父子綱，夫妻綱。這是社會道德的準繩；“五常”就是指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在中國一直沿用幾千年，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道德規範的基本模式。在這種框架中，沒有了“天賦人”的平等觀念，也沒有了“民貴君輕”的重民思想。
性待教而為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漢武帝所采納，所以儒家思想成為漢代的基本國策，也就開始了我國長達幾千年的儒家思想教育。人性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所以人性也就成為了人們所談論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