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認為，人性是“如其生之自然之資”，是先天就具有的，但道德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人性“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要想使人性為善，就必須要接受王教的“教化”。“性待教而為善”是他的人性論的核心，是對儒家思想的一種體現與認可。“三綱五常”的建立，就是讓人們以善行來實踐人性，人性實踐的實踐，就是天的意誌的實踐。“性者，天質之樸也”。在人性問題上，他認為人性是“天”創造人類時就賦予的一種本質，這種本質可能有善，也可能有惡。前麵提到，天有陰陽，人性中亦有性有情，人有貪仁兩種性質，所以人性兼有善惡二種要素。
“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善”要通過人為的教育才能進而為“善”。“性如繭如卵。卵待複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教育就像泥土被甄匠所用，金屬被鐵匠所打造一樣。“為善”是人為的形為，要依賴教育才能起到培養“善”的目的。
他還認為，天給予君主的責任就是教化人民“為善”，他說：“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人民是愚昧無知，隻有通過教化才會有知。從這裏可以看出，董仲舒把教育抬高到君主必不可少的權力了。
董仲舒最後還把人性的基礎上，提出了“性三品”的觀點。他把人性分為“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聖人天生就有“為善”的性質，君主的“為善”之性，強調了封建中央集權製的思想；“中民之性”就是萬民之性，萬民要通過教化才能為“善”，但卻不能被教化為聖人；“鬥筲之性”就是“惡”的性質，近於禽獸，是無法教化的，對付他們隻能采用刑罰。“性三品”的提出其主要目的是“任德教而不任刑罰，以提供人性論的依據。
人之誠有貪有仁
董仲舒說，宇宙的變化和運行有一個總的目的，每個事物的生長變化都有一個目的，並為總目的而服務。他認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就是天地的精華的體現。他說：“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萬物者，莫貴於人。”人是物中最高貴的，所以其頭向上當天，與植物之頭向地，其他動物之頭橫向不同。“所取於天地少者旁折，所取於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因此，他認為宇宙的最後目的是生人和建立封建主義的社會。
他還認為，人有性有情，與天地陰陽相當。“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性表現於外為仁；情表現於外為貪。“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
情和性都是人先天就有的資質。“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性和情是人本質中的兩個對立麵，相對應的是天的陰陽的對立相副。人有先天的善質，在陰陽中，陽是主，陰是從。人與天相對應，人的性是主，情是從。因此，他認為，人的本質的主要部分是善的。
董仲舒承認人有善質，同時又指出不能認為人性本來“已善”。人有性有情，有貪有仁，“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他說，“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一概之比也。”所以，他認為應把“善質”和“善”加以區別，人有善質，但還不能認為“性固已善”。
他所說的“善”，強調了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階級性，突出要接受“王教”的觀點，服從“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這些也就是“善”的目的。在他看來，情是惡的，所以人要教受“教化”。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鬥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繰以涫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這就是他的人性論的主要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