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未善”強調了統治者“教化”的作用。他說：“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人的作用不是為了改造自然，而是要建立封建社會，對人實行封建道德教育。
“教化”也與“天”相副。“是以陰之行不得於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因此，人應當以“性禁情”，人必禁天所禁，就人合乎了封建道德教育。
“王”是“天”設立而教導民眾的。“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也？”董仲舒把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認定為“王道”，“王道”和“王”又是“天意”的表現。
聞見博而知益明
董仲舒認為，人心和天心是相連的，人的內心有什麼想法，天就會以此相應。董仲舒的教育主體是道德知識。“眾物”不是真正的知識。在他看來，與“天命”吻合的關於“本心”的抽象化知道，才是值得學習的。這種知識觀就是重抽象知識，輕具體知識的知識觀。他的知識觀具有嚴重缺陷，其表現為“內視反聽”做為獲取知道的方法，否定實踐活動和感性認識。但就理性認識的特殊性而言，對自身來說它卻有著其合理性。
他繼承先秦儒家思想，學習儒家《六經》。“《詩》、《書》序其誌，《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他尤重《春秋》，將《春秋》奉為“先王之遺道”。所以，在他的影響下，傳統儒學教育被分成了經、史兩大門類。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學習知識要“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學習非專精專一不能成其事，向善好善必須一以貫之，然而這一點是對荀子的“虛壹而靜”的發展，隻是經驗之談。教學的正確方法是博節統一，“多連博貫”。
他認為隻要“連而貫之”，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識，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方法論。但是連係和貫通，在一定條件下，在一定範圍內，在教學上往往可以用來加強理解，融會貫通。在學習範圍上，他認為不能太博也不能太節，太節就會使得知識暗昧，太博又會使人厭倦，這種思想也有一定道理。
教師要盡量達到“聖化”的境地，“聖化”之功，也就是所說的教學藝術，一個好的教師施教，可以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聖化”是對教師的綜合要求，其中體現了多種教學原則。要求教師應以身作則，教學應該適時，因材施教，從容引導，不急不緩。“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所謂“聖化”，就是以上多種教學綜合實施的原則，他對教師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也是非常嚴格的。
不與民爭利
董仲舒的思想特點是“大一統”，即在思想上要求理論基礎的統一，推行仁政政策。仁政的主要內容是“不與民爭利”，其是經濟政策及其理論說明的道德準則。
西漢中期，國家的封建製中央集權慢慢鞏固了，地主土地私有製也隨國家輕重政策開始實施。在這種情況下，各個經濟領域中“與民爭利”的現象越來越多。他針對這一現象提出了“不與民爭利”的思想主張，並把這一主張作為衡量一切經濟活動和製定經濟政策的道德標準。
在當時，儒家經濟思想是一種倫理經濟思想，“不與民爭利“的仁政思想就是倫理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為實現封建大一統的社會目標服務的。
“與民爭利”表現為三個方麵：
一、國家與民爭利
國家與民爭利，是指封建國家直接從事工商業活動與民爭利。“民”指工商業者。國家與民爭利的另一個表現為“賦斂無度以奪民財”。“田賦、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就是其中的一種形式。
二、“食祿者”與民爭利
“食祿者”與民爭利，是指官吏諸侯等經營工商業和兼並土地，與工商業者和小農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