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主與民爭利
地主與民爭利表現為土地兼並。“民”一般指耕作的農民。土地兼並是與民爭利最普遍的社會問題。他說，“用商秧之法，改帝王之製，除井田，民得買賣”。土地兼並的原因是公有的土地變成私有，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
以上三種情況，受害者都是“民”，這裏主要指遭受土地兼並之害的農村貧民。“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他認為，土地兼並的結果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與民爭利”是影響社會安定和諧的。
董仲舒從經濟和倫理的角度出發，論證了“與民爭利”的危害性。針對這一道德認識，他把這一主張作為經濟政策的最高道德準則。
“與民爭利”的危害有：
一、“與民爭利”損害“義”
在義利的關係上，他傾向於重義輕利，“義”是對統治階級的要求，其源於儒家的等級倫理思想和義理思想。他說，“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這一觀點也繼承了儒家的傳統思想。君主代表國家，是要行“仁義”的，國家和“食祿者”與民爭利，就是在損害“義”。
他認為，統治者應以身作則，行仁講義，這樣有利於國家安定和諧。如果統治階級“與民爭利”不僅損害了“義”，可能還會導致“民”犯法作亂、爭利害“義”。“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忘義而殉利”就會“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所以“與民爭利”必然會使民眾“棄理而走邪”。
二、“與民爭利”破壞了倫理道德
董仲舒的理想社會是一個大一統的和諧安定社會。這樣的一個社會，必然是一個有序的，安定的，君主推行仁政的封建等級製社會。
在他看來，“與民爭利”是上級爭奪下級的利益，這就破壞了倫理道德的等級名分。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名分”。他認為，倫理等級製的危害來源於統治階級。“與民爭利”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的形為，這樣動亂和紛爭就難於避免了。“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則“其禍患必至也”。
“與民爭利”對等級秩序的損害，會破壞理想的有序社會，從而導致社會動亂，也就必然會危及到統治階級的政權地位。
三、“與民爭利”違背“天意”
“天”學說是他的思想哲學的一大特點。他把人事附為“天意”。他認為，遵循仁義禮誌是合乎“天意”的，否則就違背了“天意”。“與民爭利”損害了“義”，破壞了倫理道德，所以說，“與民爭利”就違背“天意”。
董仲舒倫證了“與民爭利”的種種弊端，從而確立了“不與民爭利”的道德準則，並把它作為自己的經濟政策主張。
“不與民爭利”的內容有：
一、“鹽鐵皆歸於民”
他提出國家必須脫離經營工商業活動。國家如果從事這些活動就是違背了“義”和“禮”，侵害了人民的謀生之路。
二、“薄賦斂，省徭役”
他認為，繁重的賦稅徭役違背了“義”化民的倫理主張。為維護倫理規範、減輕人民負擔，他提出，“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十一之稅”，“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的仁政主張。
三、“受祿之家”應“食祿而已”
他以道德主義的說教，奉勸“受祿之家”，要通過國家財政的渠道取利於民，從而享受國家的俸祿，不再“與民爭利”，謹守等級，“食祿而已”。
四、“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並兼之路”
隨著土地私有製的確立，土地兼並局麵也越來越嚴重。所以，他主張“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並兼之路”的政策。
董仲舒提出了限田的主張，卻沒有具體的措施，但這一主張是依社會實際情況而出發，可行的解決了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一主張緩和了封建國家、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鞏固了封建製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同時，他的“不與民爭利”的思想政策也起到了保護農民利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