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四年（819），憲宗皇帝派遣使者去鳳翔迎佛骨，京城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書《論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憲宗得表，龍顏震怒，要處以極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極力說情，免得一死，貶為潮州刑史。韓愈任潮州刑史八個月，概括說來：驅鱷魚、為民除害；請教師，辦鄉校；計庸抵債，釋放奴隸；率領百姓，興修水利，排澇灌溉。
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韓愈詔內調為國子祭酒。長慶元年（821）七月，韓愈轉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單身匹馬，冒著風險赴鎮州宣慰亂軍，史稱“勇奪三軍帥”，不費一兵一卒，化幹戈為玉帛，平息鎮州之亂。九月轉任吏部侍郎。
長慶三年（823）六月，韓愈晉升為京兆尹兼禦史大夫。京兆之地稱複雜難理，在韓愈整治下，社會安定，盜賊止，米價不敢上。後相繼調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824），韓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韓愈因病卒於長安，享年57歲。
韓愈著作
韓愈擅長散文、詩歌創作，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讚、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曆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融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清河張君墓誌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誌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於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苟”（《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並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麵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隻以自嬉”（《送窮文》），對後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嶽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於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但也帶來了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尤其是以議論為詩，甚至通篇議論，把詩歌寫成押韻的理論，對宋代以後的詩歌產生了不良影響。
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係年集釋》是另行係年的集注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雲、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