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工人采取的是先軟後硬的手法，虞洽卿對工人采取的則是明軟實硬的辦法。當時永安、先施公司職工要求不得開除罷工工人，補償罷工期間的工資。商業聯合會要公司方麵委曲求全，僅有虞洽卿態度強硬地說：“對於工會無理要求，或因此發生暴動等行為，本會當設法抵製。”
虞洽卿極力為蔣介石的政變創造條件，他不讓總工會擴大影響，假惺惺地借協調勞資關係來到日商紗廠同業會，表示願意調解複工問題，實際上想瓦解工人的鬥誌。上海總工會強調“上海工人武裝自己，實屬正當之要求”，請國民黨政府發放槍彈，並準備與商民協會、商業聯合會聯名發表宣言。
當宣言送給虞洽卿時，被虞洽卿扣壓了下來。虞洽卿以“地方社會各事早經謝絕”為由，辭去市民執行委員、市政府委員職務。緊接著，顧馨一、王曉籟、葉惠鈞等資本家相繼辭職。4月12日中午，在總工會的領導下，二十多萬工人舉行了總罷工。白崇禧、周鳳岐等人按蔣介石之命，大肆屠殺請願群眾。4月14日，白崇禧借口“市政府組織人員中，混有共產分子”，下令封閉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南京政府成立後，上海警察廳長楊虎對共產黨員和工人領袖進行了瘋狂的捕殺。從4月14日開始，被拘到龍華總指揮部的共產黨員達千餘人。“上海狼虎成群而出”，這句話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白色恐怖。4月15日，上海總工會為避免無益的犧牲，不得不忍痛複工。
上海商業聯合會開會研究應付時局的策略，虞洽卿力主重建商團。在虞洽卿的授意下，上海商業聯合會所屬六十多家團體給蔣介石發出電報，表示支持蔣介石的活動。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與武漢政府鬧翻。此時，北方尚有張作霖和吳佩孚的重兵，蔣介石顯得形單勢孤，虞洽卿帶動江浙財團與他緊密配合，壯大了他的聲勢。蔣介石稱商業聯合會“宗旨純正，份子純粹”，電邀虞洽卿赴南京麵商恢複上海各業事宜。4月20日，虞洽卿前往南京，麵商維持上海金融和商業的步驟，請示蔣介石下一步的活動，費盡心機，以幫南京政府穩住上海。
這時的虞洽卿還有他自己的野心，即重建商團。虞洽卿道：“工人雖然暫時壓下去了，但遲早是禍害，我認為有建立商團的必要。”1906年，虞洽卿建立的萬國商團中華隊沒有形成氣候；1925年，虞洽卿曾借“裁使、撤兵、移廠”的機會，重建武裝，終未如願。這一次，他的想法又落空了。試想，蔣介石對江浙財團的實力已經深有感觸，哪敢讓他們擁有割據一方的武裝呢？蔣介石不好正麵拒絕，隻是推托道：“這件事以後慢慢商量。工人如果鬧事，洽卿兄找白崇禧、陳群、楊虎均可。上海方麵，洽卿兄可以見機行事。”虞洽卿雖然不滿意，也不好說什麼。此後，隨著局勢的發展，虞洽卿武裝割據的念頭變成幻想，也就不再提了。
為了拉住虞洽卿以及江浙財團，蔣介石格外尊重虞洽卿，與他稱兄道弟，一再抬高他的身價，甚至有意表現得與其交往過密。4月26日，蔣介石解散了上海總商會會長及會董，由虞洽卿、馮少山、錢永銘等人前往接收。虞洽卿與傅筱庵的矛盾盡人皆知，同行之間已有非議，他不願此時出任接收大員，於是遞上了辭呈，請求“收回成命，另委賢能。”5月7日，上海總商會改組成委員製，請他出任委員，虞洽卿又堅請辭職。此時的虞洽卿已經無意於上海總商會了。
7月7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總商會等團體宴請蔣介石，蔣介石與虞洽卿並肩入席，讓虞洽卿作主要發言。蔣介石不僅想確立虞洽卿在商界的至尊地位，而且想讓他出任財政部長，虞洽卿怕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借口忙於買辦和三北公司業務，委婉推辭。但為了保持和蔣介石的關係，他答應盡力幫忙，先後推薦張壽鏞、錢新之任財政部長。
在四·一二政變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虞洽卿籌集了近八千萬元的巨款，穩住了蔣家王朝。在攤派庫券和強行納稅方麵，虞洽卿所起的作用和影響是世人皆知的。在發起房租濟餉一事中，可見一斑。7月16日，蔣介石發來秘電：“虞洽卿兄鑒：洽密。函電悉。房租濟餉即愛國捐之一種，房事在上海具特別情形，惟仗吾公發起，聯合各團體組織愛國捐勸募委員會，盡力勸募，藉收圓滿效果”。募集之款項被虞洽卿美化為“雪中之炭，錦上之花”，他動員房產業主解囊。淞滬房產總聯合會無奈之下隻好“自願以七、八兩個月房租助餉。”
縱觀虞洽卿和蔣介石三十年的接觸，其大發跡始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虞洽卿的千古罪名也由此定論。
杜月笙雖以商界領袖自居，但虞洽卿無異於上海商界的“九朝元老”。當時虞洽卿年歲已高，決定“棄”政從商。杜月笙是新一代的上海灘領袖毋庸致疑，但和“退休”的老一代上海灘領袖虞洽卿比起來，他還是嫩了些。黃金榮遇到盧永祥的兒子盧筱嘉便折了，而虞洽卿何曾將五省聯軍大元帥孫傳芳放在眼裏。所謂樹大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