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洛王征途上的交流
長征出發後，“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忙於指揮戰事，把“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放在一邊。長征開始階段的這種特定環境，給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機會。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上麵。洛向毛王講述從福建事變到廣昌戰役同博古的種種爭論，對李德、博古軍事指揮上分兵把口、拚命主義等做法很為不滿。毛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過程，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對比，細致地分析李德、博古軍事領導上采取單純防禦路線、否定運動戰的戰法等錯誤。這一路的隨意交談和充分討論，使毛洛之間感情上更加親近，思想、觀點也更趨一致。對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觀點，認識到主要是在主觀方麵，是軍事領導上的戰略戰術錯誤所致。
“中央隊三人團”這個集體，及其長征出發後的一路交談，對於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對於中國共產黨實現曆史轉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記者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就此專門寫了一章。他以西方人的機智和幽默，為這一章擬了一個標題：《擔架上的“陰謀”》。張聞天也十分重視“中央隊三人團”的作用。不過，他在總結這一段曆史時，以東方人的深沉和睿智，采用了富有哲理的語言。他寫道：在長征出發時，“他（指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誌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
紅軍西征開始時，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據地所有“家產”全都搬走。從兵工廠的機床到剛造出來的炮彈，從印刷鈔票和書報的機器到辦公桌椅，從發電機、電台到成捆的電線，更不用說各種文件、檔案和中央金庫的金銀財寶了。用馱子和挑子組織起來的運輸隊綿延好幾裏。所有野戰部隊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被動挨打。
過敵人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因為同“南天王”陳濟棠的粵軍簽了停戰協議，所以還算順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敵人布置在湘江沿線的第四道封鎖線時，遇到了凶猛的阻擊。紅軍損失慘重，從突圍西征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這時，西征的紅軍已經失去了原定的到達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陷入了困境。“最高三人團”在如此嚴重的挫折麵前幾乎喪失了指揮能力。博古一籌莫展，有時還用手槍對著自己的腦袋比劃。軍事顧問李德老發脾氣，不但不認錯，還把湘江戰役的慘敗歸結於沒有及時執行他的決策，認為是意見分歧延誤了戰機。見［德］奧托·布勞恩（即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2月印刷，第120-121頁。
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感到，對中央的錯誤領導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中央紅軍翻越地處湖南、廣西交界的逶迤蒼茫的老山界，即五嶺之一的越城嶺，進入苗族聚居區。部隊暫時擺脫了追擊的敵人，張聞天同毛、王一起，開始批評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用張聞天日後的話說，“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頁。
周恩來後來回憶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27日），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頁。博古也說：“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13日），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頁。
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對李德、博古的批評，首先集中在第五次反“圍剿”與突圍西征的軍事指揮的錯誤上。他們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造成的。紅軍本應運用前四次反“圍剿”的經驗，采取決戰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各個擊破敵人的方針；而李德等人卻否認這些成功經驗，采取單純防禦，短促突擊，打陣地戰的辦法。開始時實行“全線出擊”，在敵人進逼下又變為“全線防禦”，致使敵人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得逞。他們批評此次撤出蘇區的突圍又成為驚惶失措的逃跑，西征變成了搬家式的行動，一路避戰，對孤立疲憊之敵也不主動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