襲占遵義
1935年元旦，紅軍強渡烏江取得勝利。
1月7日淩晨，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一下子把十幾萬“追剿”敵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追剿”軍司令何鍵此時率20個團在湖南常德地區與紅二、六軍團作戰。四川軍閥劉湘的部隊擺在長江南岸一線，搞不清虛實，不敢輕進。蔣介石命令粵、桂軍隊趕快北上遵義，但貴州並非他們的地盤，行動遲緩，仍滯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軍諢名“雙槍軍”（黔軍多吸鴉片，士兵有兩支槍：一支步槍，一支煙槍）。不經打，一觸即潰。這時，敵軍中隻有蔣介石的嫡係薛嶽縱隊和周渾元縱隊比較積極，但被烏江阻隔，難以很快采取行動。這就為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時機。
遵義會議的準備和召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上麵已經說到，在遵義地區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是黎平會議就已作出的決定。因為軍情緊迫，黎平會議隻在1934年12月18日開了一天，解決了當時最緊迫的戰略方向問題。對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亦即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以來軍事路線上的是非問題，當時來不及討論。因此，黎平會議決定渡過烏江到達遵義地區後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
1935年1月7日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後，軍委縱隊隨即於1月9日入城。中央領導成員立即忙著為這次會議做準備。當時，“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今幸福巷）黔軍旅長易懷芝的官邸。這是一幢建築精致的二層樓房。張聞天住樓下西廂房。他的樓上是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對麵，樓上右前室住的是王稼祥。他們三人住下以後，圍繞即將召開的會議主題進行了商議。張聞天根據商議的意見寫成一個比較詳細的提綱。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毛澤東、朱德、陳雲、洛甫、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因部隊在東北湄潭、興隆一帶擔任警戒，故未出席會議。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亦未出席會議。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因故遲到。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會議中途因有戰鬥任務提前離開。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參加會議的還有鄧小平和伍修權。鄧小平當時是中央隊秘書長，擔任會議記錄；伍修權是李德的翻譯。會場設在軍委縱隊司令部的駐地遵義老城枇杷橋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公館。這是一座相當寬敞的兩層樓。會議就在公館樓上東廂房舉行。房間不大，居中放一張栗色的柏香木長條桌，四周圍著一些木椅、藤椅和長凳。博古坐在長條桌中間的位置，主持會議。其他人隨便坐。聶榮臻腳傷還沒有好，每天坐擔架赴會。王稼祥腹部傷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藤榻上參加會議。據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曆史轉折》、《聶榮臻回憶錄》和遵義會議紀念館關於會議情況的調查。現在會址陳列擺放的18張木邊藤心靠背椅，並非當時原貌。正是隆冬季節，開會至深夜，屋裏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0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三遵義會議0遵義會議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決定與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頁。。當時敵人企圖把紅軍壓迫在長江以南、橫江以東、烏江以北和以西地區，然後緊縮包圍圈，“聚而殲之”。擺在紅軍麵前的緊迫任務是跳出敵人設下的包圍圈。所以，遵義會議開始後首先討論行動方向問題。會議同意劉伯承、聶榮臻提出的建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頁。
博古作報告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同上。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博古在解釋為什麼不能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勝利地保衛蘇區時，雖然也說到了一些主觀上的指揮上的錯誤，也不曾明顯地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實際上他過分強調了客觀的困難。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反動力量過於強大，敵人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50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軍事顧問幫助；蘇區物質條件不好；白區廣大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鬥爭與日常鬥爭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遊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工作依然薄弱，蘇區周圍的遊擊戰爭開展不夠；各蘇區紅軍呼應配合不夠緊密。博古的分析，實際是用客觀原因掩蓋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惡果。軍委副主席、總政委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關於軍事方麵，他沒有把失敗的原因推給客觀，著重就中央紅軍的軍事戰略和戰術進行回顧、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