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他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當前首先要解決軍事問題。他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症結所在，指出“左”傾冒險主義的“消極防禦”方針的主要表現是：防禦時的保守主義，進攻時的冒險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尖銳地批評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說他隻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隻知道在地圖上一畫，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毛澤東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觀點。他指出，正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才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了紅軍在長征中的重大損失。
緊接著發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幟鮮明地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並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朱德素來謙虛穩重，這次會上也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依靠外國人李德，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線擔任指揮的各軍團領導同誌，都以親身經曆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讚同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隻有一軍團軍團長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左”傾錯誤中是一員幹將，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擊”等，是林彪鼓吹過的。
周恩來是軍委負責人，他在副報告中承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同時批評李德、博古的錯誤。對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王的發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他還全力推舉毛澤東來指揮紅軍。周恩來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偶然的。周恩來曾經分析過自己在遵義會議上與博古的態度不同的原因，他說：“……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麵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隻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27日），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頁。
博古是會上被批評的主要對象之一，態度還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沒有利用職權壓製不同意見，表現了民主作風和光明磊落的態度。他也並非毫無自我批評精神，但受認識的局限，他在報告和發言中，“隻承認在蘇區工作的政策上有個別的錯誤，在軍事指揮上，有個別政策的錯誤，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不承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秦邦憲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45年5月3日），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頁。陳雲的《傳達提綱》中說他“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恰如其分的。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公開反對“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的隻有凱豐。他對會議表示了保留意見。
李德完全處在被批判的地位。別人都圍坐在長桌子四周，獨有他坐在房門口。他一個勁地抽煙。他聽著伍修權翻譯與會者的發言，神情十分沮喪。他表示“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他的批評”。會議過程中，他還發言為錯誤軍事路線辯護，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李德這種惡劣態度並沒有阻擋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對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大人物”的錯誤進行正確的批評和果斷地作出結論。當然，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也並沒有因為李德的嚴重錯誤與惡劣態度而影響他在紅軍隊伍中發揮他能夠發揮的作用。李德在陝北也曾檢討過自己的錯誤，並提出“請國際討論我的錯誤，並做出必要結論”。李德1937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檢討。據會議記錄。但他離開中國以後，終其一生都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晚年還寫書為自己辯解，編造事實，把遵義會議歪曲為派別鬥爭，發泄對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不滿。
遵義會議的勝利
遵義會議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進行總結，展開討論。會議得出的結論是：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會議認為：“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即我們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中央書記處致二、六軍團、四方麵軍、中央軍區電（1935年2月28日）。會議指出：“我們黨正是由於軍事指揮上在這個時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錯誤的，因此在保衛蘇區與順利的粉碎五次‘圍剿’的意義上來說，以及達到西征軍預定的湘西目的地來說，是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頁。這就分清了反第五次“圍剿”與長征第一階段中紅軍戰略戰術的是非問題，指明了軍事指揮上路線的錯誤。同時，遵義會議對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又明確了責任：“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Ａ、博、周三同誌，而Ａ、博二同誌是要負主要責任的。”同上書，第41頁。“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指出××同誌在這方麵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誌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地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誌在這方麵應負主要的責任。”《遵義會議決議》。××，指博古。華夫，即李德。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確了責任，那麼就勢必要轉變路線，變換領導。因此，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遵義會議決議》。為此，遵義會議在1月17日結束時作了下列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