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博洛交接
遵義會議開完以後兩天，1934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就由遵義地區北上，向土城方向開進，擬在瀘州上遊一線北渡長江，同紅四方麵軍一起實行總的反攻，爭取“赤化”四川。不意受到川軍的頑強抵抗而失利，乃果斷決定撤出戰鬥。1月29日拂曉前，中央紅軍主力分三路從猿猴場（今元厚場）、土城西北地區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北部邊沿的古藺、敘永地區前進。
2月3日，中央縱隊抵達敘永縣的石廂子宿營。2月4日，在這裏收到留守中央蘇區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項英發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電報。項英批評中央和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提出“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究竟采取什麼方針“應早定”。
這時黨中央總書記還沒有變換。遵義會議以後，事實上博古已經無法領導中央工作。他接到項英來電後，沒有召集會議討論，也無從確定行動方針以答複項英。
項英不見回答，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義致電中央，提出關於中央蘇區“行動方針”的“兩個意見”和“對各蘇區的領導”問題，“請立複”。項英要中央趕快作出決策，進行領導。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
紅軍中央縱隊2月5日從石廂子開拔，向紮西（雲南省威信縣縣治）進發，行進在叫做“雞鳴三省”的地域。在雲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赤水河和渭河交彙處有個渡口，當地稱“岔河”，舊地圖上標地名為“雞鳴三省”。意思是這裏地處三省交界，雄雞打鳴，三省都能聽到。當地習慣，“雞鳴三省”不單指渡口，也泛稱渡口附近三省的鄉鎮。2月5日，中央縱隊擬在“雞鳴三省”地域屬於威信縣的一個小鎮水田寨宿營。不想，團匪據守兩座炮樓阻撓，紅軍不能立即攻克。時已將近黃昏，軍委縱隊隻好繞過水田寨，在小鎮西邊二三裏路的樓上、花房子、高坎、芭蕉灣等幾個小村寨住下。總部的通訊部門住花房子，中央負責同誌住高坎。
這時，張聞天感到，項英這兩天接連來電，不能不複；此時再不變換領導，要誤大事。現在是到了執行遵義會議決定的“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時候了。於是就提出“要變換領導”。本來，在遵義會議上政治局許多同誌都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當總書記，這一天晚間常委開會討論分工，作出決定，以洛代博，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為此，黨中央還發表了一個撤銷博古總書記職務的聲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
0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四紮西會議0當時，政治局成員都讚成這個決定。隻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在背後叫博古不要交權。博古沒有聽。他服從政治局多數同誌作出的決定，把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幾副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張聞天受命於危難之際，他立即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在總書記的崗位上，同毛澤東配合合作，團結政治局和軍委的負責同誌，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糾正“左”傾軍事路線錯誤，把領導全黨、全軍實現戰略轉變，粉碎敵人圍追堵截的曆史重任承擔起來。
從2月5日晚上到2月9日這四五天裏，中央紅軍在威信境內，從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再到大河灘的莊子上、直到紮西鎮的行軍途中，張聞天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紮西會議），通過了《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並作出一係列重要決策。2月5日張聞天就任總書記以後主持召開的“紮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從此，開始了“毛洛合作”（即黨中央總書記洛甫和紅軍實際上的最高統帥毛澤東配合合作）領導全黨全軍進行長征的曆史新篇章。而1935年2月的紮西，是領導全黨全軍完成偉大曆史轉折的總指揮部所在地。
下麵，我們基本上按照紮西會議的順序，敘述毛洛合作的黨中央在這裏繼續和最後完成遵義會議的任務、指揮全黨全軍實現偉大曆史轉折的過程。
2月5日：決定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實行“博洛交接”後，張聞天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當時必須立即作出回答的最為緊迫的問題：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經討論作出決定後，張聞天立即於2月5日當夜以中央名義致電項英轉中央分局，對他們2月4日、5日來電明確答複。關於戰略方針，複電指示：“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遊擊戰爭”，“對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並指出：“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使與遊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而目前許多龐大的後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鬥爭方式是不適合的”。關於組織領導，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這就改變了長征出發以來中央沒有指示的狀況，及時地傳達了遵義會議的主要精神，指明了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任命了領導幹部，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與中央蘇區的組織聯係和領導關係。恢複受排擠的陳毅的軍事領導職務，體現了遵義會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