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也是張聞天徹底擺脫“左”傾教條主義，轉變到正確路線上來的一個標誌，是他生平、事業的一個高峰，思想飛躍的一個界碑。張聞天能夠從“左”傾集團中分化出來，能夠起草並主持通過《決議》，完全是出於自主、自覺。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決議》采用了張聞天自福建事變到長征前夕發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幹正確思想、觀點，以至使用了表述這些思想觀點的語言。張聞天自福建事變到長征前夕發表的不少文章中至少有以下諸篇其內容同《遵義會議決議》有著某種直接的聯係：《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與反機會主義的鬥爭》（1933年11月21日）、《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1934年4月27日）、《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1934年6月24日）、《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1934年7月26日）、《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1934年9月26日）。聯係張聞天的革命經曆與思想發展，完全可以看到，張聞天遵義會議的“轉變”的必然性。這是他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在中央領導崗位上接觸了中國革命實際，從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中逐步認識“左”傾錯誤、逐步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規律的結果；是他在黨內矛盾和黨內鬥爭中，從思想、理論到路線、方針、政策，通過事實的教育，反複地對比，分清了是非，徹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肯定並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軍事戰略戰術的結果。這也說明，中央政治局多數同誌推選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是出於偶然，而是曆史的選擇。
在充分肯定《決議》偉大意義的同時，當然不應該回避《決議》存在著“轉變”時期或尚未完全覺察、或難免需要暫時保存的舊的痕跡。毋須諱言，這同時也反映出《決議》起草人張聞天的“轉變”還有不夠徹底的地方。如：《決議》在批判軍事上單純防禦路線錯誤的同時，依然肯定“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決議》對於博古、李德等錯誤的主要傾向分辨不清，認為其性質是“黨內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決議》批評並排斥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路線、方針、戰略戰術問題，然而在行文中還是不時引用國際指示作為批判的武器；《決議》對於福建事變中的十九路軍，也還囿於下層統一戰線的傳統觀念而籠統地認為它是“反革命內部的一個派別”。
《遵義會議決議》經2月8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後，立即刻印“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在印發決議全文之前，為了盡快向各級幹部傳達會議精神，張聞天寫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下簡稱《遵義會議決議大綱》），在《遵義會議決議》通過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這個文件以兩千多字的篇幅簡明扼要地敘述了《遵義會議決議》的大意和要點。沒過多少天，其全文用電報發給了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麵軍和中央軍區。此件發電時間，中央檔案館所存油印本為1935年2月28日。已收入《遵義會議文獻》。這樣，《遵義會議決議》的大意和要點，在2月即傳達到了全軍。
2月9日：決定中央紅軍“縮編”
1935年2月9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行到達紮西鎮。該鎮地處紮嶺之西，清代命名為“紮西”，同時兼取當地少數民族彝族的語音，意思是水多的地方。這個鎮不小，是威信縣政府所在地。張聞天立即在鎮上的江西會館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央紅軍的“縮編”問題和紅二、六軍團戰略方針與組織問題。
2月7日大河灘會議已經作出改變戰略方針、“回兵黔北”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決策。9日召開的江西會館會議為貫徹這個戰略方針毅然決定“縮編”中央紅軍各軍團的戰鬥單位。第二天，2月10日，軍委頒發《關於各軍團縮編的命令》，指明這次縮編的指導思想是：“為適應目前戰鬥的需要，並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便於連續作戰”。陳雲組織領導了這次縮編。全軍除幹部團外，共編為16個團。還抽調部分幹部率幾百人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隊”，在川滇黔邊境地區堅持鬥爭。
2月9日：決定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對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政治局會議也作出了決定。
193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湘鄂川黔省委及紅二、六軍團負責同誌，提出：“總的方針是決戰防禦而不是單純防禦，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指示他們“應利用湘、鄂敵人指揮上的不統一與何鍵部隊的疲敝，於敵人離開堡壘前進時，集結紅軍主力，選擇敵人弱點，不失時機，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之”，“對敵人需采取疲敝、迷惑、引誘、欺騙等方法，造成有利於作戰的條件”。關於紅二、六軍團的軍事領導問題，電文指示“應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分會，以賀、任、關、肖、王為委員，賀為主席，討論戰略戰術的原則問題及紅軍行動的方針”。二、六軍團軍分會委員名單中之賀為賀龍，任為任弼時，關為關向應，夏為夏曦，肖為肖克，王為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