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做報告時，會場氣氛很活躍，不時引起議論。報告之後是自由發言，誰要講就上台去講。
羅邁（李維漢）首先發言，表示擁護遵義會議各項決定和《遵義會議決議》，還點名批評了凱豐的錯誤態度。據李維漢（羅邁）：《回憶與研究》（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頁。大多數發言的同誌就自己親身經曆的事情，批判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指名道姓，不僅指責博古、李德，還涉及凱豐、羅邁。據劉英：《在曆史的激流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頁。凱豐在會上對自己的錯誤也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評。據《凱豐自傳》。從第五次反“圍剿”到西征，大家深受“左”傾軍事路線之苦，本來就有許多不滿和牢騷，現在張聞天代表新的中央領導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幹部們心裏豁亮了，情緒高昂起來，把鬱積在心裏的意見都倒出來。報告會成了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批判會。
會議最後通過了《決議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誌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軍委縱隊黨的幹部會議決議案》，載1935年2月19日印發的《紅星報》第10期。
說來真巧，那時剛過春節，連日陰雨，下得人心煩。2月10日張聞天作了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總結報告以後，當天夜裏竟下了一場大雪。第二天早晨，軍委縱隊離開紮西鎮時，遍地皆白，仿佛是天公有意給紅軍另造了一個世界。不久放晴，紅豔豔的太陽懸在空中。極目遠眺，真是紅妝素裹，分外妖嬈。聽過傳達的幹部們心頭樂融融的，感到格外溫暖。
張聞天在紮西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精神以後，毛澤東、陳雲也到各軍團幹部會上去傳達《遵義會議決議》。參加遵義會議和紮西會議的各軍團負責同誌也用電報或個別告訴等形式向團以上幹部通報。在紮西參加報告會的軍委縱隊幹部，回到自己所在單位，即利用行軍休息的機會向下傳達，組織討論。這在當時負責無線電通訊工作的伍雲甫的日記中有記載：“2月16日，在白砂休息。……在一分隊駐地開機、報員會議，傳達洛甫的報告及征求報務人員的意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紅軍長征日記》，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頁。
2月16日這一天，中共中央與中革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傳達剛剛開過的紮西會議的戰略決策，進行廣泛的動員。《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過去黨中央與中革軍委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麵軍取得更密切的聯係與配合，曾經決定中央紅軍渡過長江向川北發展，所以當時決計放棄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向長江邊繼續前進。然而這一決定由於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布防阻攔我們，更由於黨中央和中革軍委不願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提出：“打大勝仗消滅敵人”是“我們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為了提高我們的戰鬥力，“充實連隊與加強連隊的戰鬥力，是我們目前的迫切任務”；而“縮編”，“正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還正麵闡述了關於“經常轉移作戰地區”、“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的運動戰的作戰原則。所有這一切的貫徹實施，為紅軍二渡赤水，重占遵義，取得長征以來第一次大勝利，奠定了精神與物質基礎。
此後，張聞天為遵義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繼續做了許多工作。他曾專門向做地方工作的幹部傳達遵義會議的精神，指出：現在我們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變。打土豪時，不要掃地出門，隻沒收部隊需要的東西，如糧食、錢財等，部隊不需要的東西一律不動，也不要破壞，再不要打爛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李堅貞：《我的回憶》，《中共黨史資料》第31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頁。3月初，二占遵義以後，中央軍委在天主教堂內召集團以上幹部開會，由張聞天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都出席會議。傳達後也進行自由發言，有的同誌高興得流淚。宋任窮：《憶紅色軍中的長征幹部團》，見《中共黨史資料》第20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頁。後來，張聞天在禮州向九軍團幹部作報告時，也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5月19日張聞天在禮州天主教堂內作報告。見林偉：《“戰略騎兵”的足跡》，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加強對白區工作領導，恢複與共產國際的聯係
加強對白區工作的領導，恢複與共產國際的聯係，也是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的重要方麵。《遵義會議決議》指出：“白區黨的工作，必須建立與加強。對白區群眾鬥爭的領導方式，必須有徹底的轉變。”張聞天和毛澤東一起，為此作出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