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黨內有人提出目前“討蔣已成中心。擬由軍委下令討伐”的意見，4月9日，在瓦窯堡的張聞天和在山西前線的毛澤東、彭德懷，同時互發電報談當時應取對策，意見不謀而合，認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見《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載毛、彭1936年4月9日致張電。就在這天晚上，周恩來在膚施會談中對張學良提出的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主張答複說：關於對蔣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頁。張聞天與毛澤東、彭德懷和周恩來四人在三地主張一致，可見中共領導集體對蔣方針確已改變。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類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國國民黨”的名字公開放在幾十個黨派團體的第一位。5月5日，為紅軍回師河西，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稱“五五通電”），不再提“討蔣”、“反蔣”口號，專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甚至有“促進蔣介石氏……的最後覺悟”的期望。可見，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審時度勢，不為東征受阻的表麵現象所動搖，在統一戰線中加進了爭取南京政府，甚至爭取蔣介石，同他們聯合抗日的內容，表現了駕馭複雜形勢、運用政治策略的成熟。
“五五通電”以後的曲折
應該看到，對“蔣”策略的變動這時還隻是開始。當時，“不發討蔣令”，不提“反蔣”口號，並不就是從“抗日反蔣”方針轉變成了“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方針。從當時的文電、宣言、講話可見，這樣做，主要是出於策略考慮，是要“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大題目下，號召全國人民、蔣係官兵一致反對蔣介石接受廣田三大原則，反對攔阻紅軍與搗亂抗日後方”，1936年4月9日彭德懷、毛澤東致洛甫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廣田三原則”：日本外相廣田弘毅1935年10月28日提出對華政策新方針，1936年1月21日明確為“對華三原則”：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中日共同防共。是因為“南京政府內部分裂為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兩派”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等致朱、張、劉、徐等電，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頁。，“聯日反共或聯共抗日，尖銳提到群眾麵前”張聞天1936年5月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采取這種策略“最能爭取落後人民與蔣係部隊”1936年4月9日彭德懷、毛澤東致洛甫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和蔣係內部的分化。但如前所說，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是將國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2月以來，對蔣策略確是有了較大改變。在“抗日”與“反蔣”的關係上突出“抗日”為中心；對外不公開提“反蔣”、“討蔣”的口號，多用“抗日討逆”的口號取代“抗日反蔣”的口號；在聯合對象上，區分南京政府、中央軍內部不同派別，從聯合地方實力派進到聯合蔣係中的聯共反日派，如此等等。所以，5月5日“五五通電”發布之後，如果蔣介石確能有所覺悟，改弦更張，切實開始聯合抗日的談判，那麼，中國共產黨的方針由“抗日反蔣”轉而為“聯蔣抗日”，也就是自然的了。
然而，蔣介石並沒有如中共“五五通電”所希望的那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這時不但沒有真正“覺悟”，而且很不“明智”，以為紅軍撤回河西正是他用武力消滅紅軍的機會。所以，這時他毫無談判誠意，反而調兵遣將，派湯恩伯和閻錫山的部隊西渡黃河，協同高桂滋部和井嶽秀部進攻陝甘蘇區的東北部，要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進攻陝甘蘇區南部和中部，要“二馬”（寧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的部隊防堵紅軍西進。在國民黨軍隊的合圍、“進剿”之下，陝甘蘇區逐漸縮小，連中共中央機關都不得不於6月下旬撤離瓦窯堡移往保安。既然蔣介石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執意反共滅紅，共產黨與紅軍當然隻能與之抗衡、周旋。此時，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估計是：蔣在“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對立的兩派中，他毫無疑問把重心放到了“聯日反共”的一邊。所以，在東征回師陝北以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8日至9日）上，張聞天指出，此次蔣係部隊開進山西攔阻紅軍東征，是突破了《何梅協定》不許中國軍隊在華北駐兵的限製，而實行了日本對華方針“廣田三原則”中最重要的“共同防共”一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認為，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東北軍與國防政府是全局關鍵”，“現在中心［是］促成西北國防政府成立”。為鞏固與擴大根據地，粉碎蔣的“圍剿”，會議決定，立即組織西方野戰軍進行西征，集中力量打擊堅決反共的“二馬”。據1936年5月8日至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所有這一切，實在是被蔣所迫，不得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