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在會上作重要發言以下引文與概述均見張聞天1936年8月10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比較全麵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他認為，現在蔣介石、南京政府“戰術有許多變動”，同時在策略上也“開始表現他的動搖”，“但不能說是基本的改變”。根據這樣的估計，張聞天指出，我們的策略應該“不僅揭破他的欺騙，而是更要推動他的動搖”，也就是促使國民黨、蔣介石及其軍隊的抗日傾向繼續發展，轉向真正抗日。至於怎樣“推動”蔣“動搖”，怎樣在承認南京政府和蔣的統一指揮又取消了紅軍、蘇維埃名義的情況下，來爭取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張聞天在發言中也作了比較全麵的回答。他認為，除了“從實際行動來揭破”蔣的欺騙、退讓、妥協之外，還要從以下各方麵來爭取領導權：一是“盡量發動群眾鬥爭，來實現我們的領導”；二是“用統一戰線來在他內部進行一切活動，特別是他的軍隊、他的組織內進行活動”，“聯結很多力量”；三是提出“停止內戰，民主自由”來“與蔣聯合”；四是廣泛運用統一戰線來“鞏固我們的力量”，“要鞏固組織，擴大組織”，“把我們的黨大大的鞏固起來”，“鞏固紅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要把紅軍力量（按：指一、二、四方麵軍三大主力）統一起來”。張聞天還指出，“要繼續反對關門主義”。同時，他又提起大家對右的機會主義傾向的警覺，強調“防止蔣在統一戰線中的叛變，記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訓”。在毛澤東作了結論之後，張聞天最後又明確指出，要依據這次會議議定的內容，形成三個文件：一、公開宣言，二、秘密信，三、秘密文件。
會後，張聞天即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致力於落實這次會議決定，實行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方針的重大轉變：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
8月12日，洛甫、張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凱豐、毛澤東八位政治局成員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八月會議的重要決定。電文見《三軍大會師》下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04頁。關於對國民黨、蔣介石的策略方針，電文指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依據過去與南京談判的基礎，在忠實進行抗日準備，實行國內民主與實行停止‘圍剿’等前提之下，承認與之談判蘇維埃紅軍的統一問題。”電文提出“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號召，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麵堅決作戰，一麵申請議和”，“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後兵政策”等等，並說明“所有以上對南京的策略，都是為著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騙，孤立其首領，爭取其群眾，排斥其漢奸部分，而推動其愛國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張聞天等人的這份電報是傳達八月政治局會議精神的第一個文獻。
接著，毛澤東、張聞天即起草文件：以書信形式發表的“公開宣言”《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關於《致國民黨書》的起草，周恩來1945年4月30日在中共七大會上發言說是“毛澤東同誌寫的”（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92頁）。吳亮平在1981年12月6日同蕭揚、張培森和筆者談話，說“是張聞天同誌起草的”。連慶浦在1981年12月4日同蕭揚、張培森談話，也說“是洛甫同誌起草”。她說：我於1936年6月底到楊家園子，那是洛甫同誌的駐地。幾天後，去保安。中央在保安住定後，洛甫同誌的文電就要我抄寫，因為他覺得我寫的字較好。後來我的工作定在中央機要科，任務就是抄報。洛甫同誌起草的文電經我抄寫的很多。《致國民黨書》是洛甫起草，拿來讓我抄寫的。這裏麵有“貴黨二中全會”等字樣，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筆者曾就這個問題向劉英請教。劉英說，當時重要問題聞天都同毛主席商量，商量後寫成文件、電報。文件、電報張寫得多些，但重要的寫後都給毛看過，經毛修改。張很尊重毛，許多重大問題主導意見是毛的。寫《致國民黨書》的具體經過我已記不清了。按當時情況，像這樣的文件很難說是哪一個人寫的。如果張起草了初稿，也必定請毛修改過。和“秘密文件”《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8月下旬，正是在文件已經起草但尚未定稿的時候，接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8月15日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這份電報當時簡稱為“國際電報”或“政治指示”。1986年蘇聯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彙編》首次公布。《教學與研究》1988年第1期、《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先後發表了中譯文。收到時間“8月下旬”據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澤致朱、張、任電，該電說“八月下旬國際有進一步指示”。“國際電報”認為，“把蔣介石和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寇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國際電報”指出：“必須采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最好由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主張建立統一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爭取同國民黨及其軍隊達成協議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等。八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和南京談判”、“與蔣聯合”的方針，同共產國際上述“政治指示”精神、方向以至基本策略是一致的，但是，對蔣介石及他代表的南京當局“估計還是不足的”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澤致朱、張、任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這主要表現在八月政治局會議在確定放棄“反蔣”方針實行“與蔣聯合”政策的同時，仍然傾向於采取把蔣“擊塌”，使其“瓦解”、“破產”的“倒蔣”政策。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得到8月15日“國際電報”以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質與性質認識更加明確了，對南京方針就“完全轉變過來”了。張聞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