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蔣介石、國民黨強調“集中統一”，這封信一方麵承認當前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停止內戰，集中統一，以便一致抗日”，一方麵指出“全國人民現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國的集中統一，而不是媚外殘民的集中統一”。信件尖銳地揭露，連年不絕的內戰與不統一，是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造成的。“以這種錯誤政策，來求集中與統一，真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同時，信件又提出“民主共和國”的綱領作為“現代國家”“集中統一”的綱領。在信件中，中共中央鄭重宣言：“我們讚助建立使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讚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宣布在全中國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成為其“一個組成部分”，紅軍願意服從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指揮，實際上對南京方麵“八月來信”中提出的統一條件作了公開的具體答複。
這封信明確地提出了“國共重新合作”的建議。它向一切中國國民黨人宣言，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全民族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信件向國民黨尖銳地提出：“還是同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們一道，建立防共統一戰線即亡國統一戰線呢？還是同中國共產黨及全國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即救國統一戰線呢？現在是已經到了決定的關頭了”。公開信最後說：“國共合作的關鍵，現在是在貴黨的手中。”“至於我們方麵，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
前已指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是八月政治局會議決定寫的，直接的動因是答複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後南京方麵的“八月來信”。所以，信中對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宣言和蔣介石報告的分析、批評，對他們公開所提綱領、方針和秘密所提談判條件的評論、答複和建議；信中對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以來救亡圖存的一貫主張和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闡述，“國共重新合作”的建議，立即開始具體實際談判的表態，以至使用“貴黨”、“蔣委員長”的稱謂，都表達了八月政治局會議的內容和精神，體現了張聞天提出的“揭破其欺騙，推動其動搖”的策略思想。同時，這封信又是在接讀了8月15日的“國際電報”之後改定發出的，所以信件中加進了共產國際提出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
八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放棄“抗日反蔣”而采取新的方針。至於用什麼口號來代替“抗日反蔣”，還在醞釀之中，語言一時沒有確定。曾有過“請蔣抗日”（8月12日洛甫等致朱、張、任電）的提法，顯然不夠準確。“聯蔣抗日”，雖然客觀反映了策略的目的和主要內涵，但是對中共和蔣之間的關係、蔣的被動以及此事實現須經過一個過程等等，難以體現出來。因為蔣氏對抗日、對統一戰線還是在動搖之中，他還並不真心想同共產黨聯合，他也還沒有放棄對蘇區與紅軍的包圍和進攻。所以，還要通過政治、軍事的各種鬥爭，造成一種局麵，使得蔣介石別無選擇，不得不同意建立這種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主要內容的抗日統一戰線。既然“請蔣抗日”、“聯蔣抗日”的提法均不貼切，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又必然要經曆一個對蔣逼迫的過程，那麼，用一個“逼”字（起先用“迫”字），就最為恰切了。1936年8月30日在張聞天、林育英、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名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報中，第一次用“迫蔣抗日”來概括黨中央放棄“抗日反蔣”後采取的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1936年9月1日，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1頁。在黨內發布，向全黨說明黨的策略方針轉變的內容和必要性。指示說：“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一方麵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麵要向他們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我們目前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指示還向全黨通報了國共兩黨將進行聯合抗日的談判；黨中央讚助建立“民主共和國”，屆時“蘇區可成為統一民主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軍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這個指示的發布，標誌著“逼蔣抗日”方針的正式確定。這個指示精煉地闡述的策略、方針，成為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行動的綱領。從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進入了一個以“逼蔣抗日”、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