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前的形勢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中共中央為力促蔣介石停止內戰，早開談判，實現國共合作，聯合抗日，派潘漢年於9月24日攜帶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離開陝北，前往上海，並準備派周恩來作為中共全僅代表，同國民黨談判，簽訂《抗日救國協定》。然而，蔣介石對於中共的倡議卻不予與日俱增。在平息“兩廣事變”以後，蔣介石立即增兵陝甘，“圍剿”紅軍。他在談判桌上翻雲覆雨，態度強硬，企圖以軍事進攻與政治談判雙管齊下，一舉解決西北問題，實現其“溶共”和收編紅軍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國民黨軍隊猛力進攻之下，一方麵，“從各方麵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1936年11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致潘漢年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另一方麵，於11月下旬組織了山城堡戰役，顯示紅軍的聲威。在談判中，則“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同意“紅軍改名受蔣指揮。”1936年11月12日毛澤東致潘漢年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然而，蔣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嚴厲督責張學良、楊虎城“進剿”紅軍。
張、楊發動西安事變
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為促使蔣介石放棄“剿共”政策，實行抗日救國，在多次進諫無效反被斥責後，決定對蔣介石進行“兵諫”。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楊聯手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他們在西安東麵的臨潼華清池逮捕了蔣介石，在西安市內囚禁了從南京來的陳誠、蔣鼎文、衛立煌、張衝等十幾名國民黨軍政要員。
中共中央派駐在張學良那裏的代表劉鼎在行動前一刻（12日12：30）發電報向駐在保安的黨中央報告西安即將發生重大事變的情況。
張、楊在事變後立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政治主張。
怎樣處置這個突發事件，一時之間成為國內中種政治力量鬥爭的焦點和國際上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
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張聞天在保安自己的窯洞裏召集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後的形勢與應對、處理方針。由毛澤東作報告。與會者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分析，肯定西安事變是抗日的義舉，革命的行動。據這次會議記錄。但是，對處理事變的方針，由於事起突然，情況還不甚清楚，認識不完全恰當，也不說一致。應該說，這是正常的，也是難免的。
像通常一樣，在這次會上，張聞天是傾聽了報告和討論後才發言的。針對報告、討論中的意見，他論述了西安事變暴露的主要矛盾和中國共產黨應該采取的基本方針。張聞天在1936年12月13日常委擴大會上的發言，載《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以下敘述張聞天發言中涉及的別人的發言內容，均據這次會議記錄。
在張聞天看來，會上有兩點相互關聯的主張是不妥當的：一、在政權的問題上，主張以西安為中心，建立實質的“政府”，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領導全國抗日。二、在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上，主張反蔣，提出審蔣、除蔣。認為應該在人民麵前揭破蔣的罪惡，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以審。
張聞天在講話中指出，在抗日問題上，主要的矛盾是抗日派同“民族妥協派”（以蔣介石為代表）的矛盾。張學良在西安的這一“突變”“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這個行動的意義是使整個局勢“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從對西安事變矛盾性質與發展趨向的分析出發，張聞天提出了處理事變的根本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並預見到我們黨的工作也將有一個轉變：“要轉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在政權問題上，張聞天明確表示，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張聞天認為張、楊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的口號並不壞”，我們的正確策略應該“把抗日為最高旗幟”，“在軍事上采取防禦，在政治上采取進攻”，“發動群眾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組南京政府”口號，而不是也不可能“控製南京”以至“打倒南京政府”。至於對蔣介石的處置，張聞天明確主張“對妥協派應盡量爭取，與分化、孤立”，明確提出“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這裏所說的“妥協派”即“民族妥協派”，是與“親日派”、“投降派”、“賣國勢力”相區別的，當時往往用來指蔣介石嫡係勢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蔣介石。這裏所說的“南京政府正統”，自然首先包括扣留在西安的蔣委員長其人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