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並決定，派博古率領中共代表團成員葉劍英等（周恩來已在西安）帶著中央最新意見前往西安。博古等於23日到達，住進張學良公館東樓三層，立即向住在那裏的周恩來傳達並進行分工，周負責上層統戰和群眾工作，博負責黨內工作，葉負責軍事工作。第二天晚上，周恩來麵見蔣介石，達成了停止內戰的協議。
“放蔣”後的形勢與中共中央的方針
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在口頭允諾六項條件後恢複自由，張學良不聽博古、恩來勸阻，親自送蔣經洛陽回南京。12月27日，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釋放蔣介石後的形勢與方針。他指出：“現在一般地說，結束內戰的前途是占了優勢。目前是向抗日戰爭的方向走。但是，我們應估計在這中間一些可能發生的障礙。我們應采取［措施］把中派的動搖最後地結束”，“我們應用一切力量，爭取抗日前途的實現”。當天，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出：“蔣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但要徹底的實現抗日任務，還須要一個克服許多困難的鬥爭過程”，“在鬥爭中推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間派最後結束他們的動搖地位，而堅決走上改革內政，對外抗戰的道路”。
然而，蔣介石是不會輕易改弦易轍的。他回到南京以後，“障礙”果真就發生了。他不讓張學良返回西安，導演了一出先“審”、後“赦”、又“管”的怪劇，剝奪了張學良的自由。同時，調集了37個師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進逼。1937年新年伊始，形勢突趨險惡。西北上空戰雲密布，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危急關頭，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一起，為製止內戰、維護和平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努力。
1937年1月2日，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張學良被扣留後的形勢與方針。張聞天分析形勢，立足全局，提出對策，指出：“蔣的態度仍是在動搖中，我們的方針不定期是要爭取他。”我們應將“主要火力現著親日派，要蔣介石實現他自己的話，要與親日派分離”。張聞天提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應發表通電，說明現在情況，反對內戰，要求放張學良回來，要求南京出兵援綏”。
1月5日，張聞天、毛澤東聯合致電在西安的周恩來、博古，貫徹1月2日會議精神。此電還從文武兩手作了具體部署。政治上，“速發擁蔣迎張通電”；軍事上，要彭德懷、任弼時“速令十五軍團出陝南”。同時，紅一軍團以及紅十五軍團全部立即急行軍南下。不數日，紅軍大部隊即出現於西安附近，馳騁於商洛一帶，有力地支援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
1月5日這一天，張聞天、毛澤東還聯名電令在上海的潘漢年速與宋子文接洽，要宋子文實踐諾言，履行周恩來的西安與蔣、宋商定的“停戰撤兵”、“初步改組南京政府”、“釋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聯紅抗日”、“聯俄並與英美合作”、“西北交張學良處理”等六項條件。1月7日，中共中央給劉少奇發出《關於西安事變宣傳方針的指示》。1月8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在火力集中指向親日派的同時，非常策略地督促與逼迫在奉化“休假”的蔣介石實踐諾言，製止內戰危機。1月9日，張聞天、毛澤東又複電周、博，指出“保持西北目前局麵，非不得已不開火，乃目前基本方針”。中共方麵為維持得來不易的國內和平局麵真是不遺餘力。
內戰危機迫在眉睫
蔣介石擺好陣勢以後，即於1月9日拋出關於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駐防地區的甲乙兩種談判方案。甲案大意是“東北軍人甘，十七路軍駐陝，紅軍返陝北，中央軍駐西安了隴海線”。乙案與甲案不同處主要是十七路軍調防甘肅，東北軍東移河南、安徽，“三位一體”就自然解體了。蔣介石這時亮出這一手，直介極盡分化之能事。因為張學良返陝問題沒有解決，又加上了一個部隊的去向問題，兩個問題的聯係和解決的孰先孰後，以及甲乙兩種方案的得失利弊，必然在東北軍內部引起爭論而產生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