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親手創建並直接領導的馬列學院，辦學三年，應該說是成功的。正如李先念（他是該校第一班學員）在致延安馬列學院建校五十周年紀念集會的一封信中所概括的，“它是我們黨創建的第一所攻讀馬列主義的比較正規的學校，對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做出了很大貢獻，它培養了一批具有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幹部，並幫助許多經過長征和在國民黨區域長期鬥爭的幹部總結經驗、學習理論；還為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提供了條件。所有經過馬列學院及中央研究院學習和鍛煉的幹部，以後在各個時期的艱苦鬥爭中，在各條戰線的廣泛實踐中，可以說，都起了應起的骨幹作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延安馬列學院在1941年5月毛澤東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改組為馬列研究院，7月又改組為中央研究院。可見，它的改組是適應著延安整風形勢的要求。應當承認，毛澤東在報告中批評的現象在馬列學院確實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認為馬列學院教學方針有問題，甚至一言以蔽之為“教條主義大本營”，顯然是不恰當的。如上所述，從張聞天辦學的指導思想到三年辦學的實踐來看，他是一貫重視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是很強調理論聯係實際的。馬列學院畢業的學員，絕大多數都感到，通過這一段學習，初步獲得了馬列主義理論的基礎知識，對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對整個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也有了比較全麵的了解，特別是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懂得了共產黨員應當具有的黨性修養，是終生受益、永世難忘的。這些收獲，顯然不是在理論與實際完全脫節的教學方針下所能得到的。這恰好說明馬列學院在整體上是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方針，並取得了成效的。
整體上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方針而又存在著若幹理論與實際脫節的毛病，馬列學院工作中的這種矛盾性，應該從黨的思想路線的發展中得到解釋。從創辦馬列學院到1941年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對理論與實際統一的認識有一個深化的過程。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張聞天強調了“要使組織工作中國化”，“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但那時毛澤東號召全黨來一個“學習競賽”的側重點還是“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張聞天對“理論與實際聯係”的認識側重點是“考慮中國的特點”、“在民族環境中來實現這些原則”；《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頁。在教學中，要“著重於拿實際的問題說明馬列主義的原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頁。到1941年毛澤東提出“改造我們的學習”之後，全黨的認識獲得了一個新的飛躍。毛澤東提出“矢”和“的”的關係：“‘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找“矢”是為了射“的”；特別是他又提出“實事求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路線作出了新概括。這就使全黨對理論與實際的統一的認識有了極大的提高。從這樣的認識高度來看馬列學院和它的院長，應當說當時對於理論與實際的聯係的認識和理解還沒有達到內在的、深刻的水平，還未能從整風所提出的思想路線的高度來認清理論與實際的關係，對什麼是理論，什麼是知識，也就沒有達到後來毛澤東在整風報告中所講的那樣全麵的認識。這就造成了馬列學院雖然認真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統一的方針而又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夠重視實踐、不夠重視實際的缺點。
同延安整風統一起來曆史地、全麵地評價馬列學院，可以看到，馬列學院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路線成熟之後向著解決思想路線過渡中的一個產物，如果說它的產生是適應了全黨普遍加強理論學習的要求，那麼它的改組又是適應了全黨在理論與實際結合上的深入與提高。特別可貴的是，繼續擔任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張聞天，在這一深入與提高的過程中，又以親自長期到陝北、晉西北農村調查研究的實際行動，在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為全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編著革命史教材和編譯出版馬列著作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通知，為統一領導中央直屬各學校的教育工作和黨政軍民各機關的幹部教育，“特決定組織幹部教育部，以洛甫同誌兼任部長”《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頁。。本來這項工作就是由張聞天兼任部長的中央宣傳部負責的，現在另設了專門的領導機構，在張聞天的領導下，延安和全黨各學校和機關的幹部教育工作就進一步開展起來了。至1940年初，宣傳部與幹部教育部合並為宣傳教育部，張聞天兼任部長。他及時總結各學校、各機關幹部教育的經驗教訓，經過中央研究，連續發出了《中央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1940年1月3日）、《中央關於辦理黨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4日），對教育方針、教育計劃（包括不同程度幹部分類學習的課程標準）、教學原則與方法、教科書的編輯發行等都作了明確、切實的規定。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傳部又發出了《關於加強幹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幹部教育工作進一步得到了加強。以上列舉的四個文件除3月24日一件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外，其餘三件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