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明並沒有接受毛澤東和張聞天、任弼時等的正確意見。3月初返回武漢以後，他就在自己2月27日報告的基礎上寫了題為《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的長篇文章，在黨刊《群眾》周刊第19期（1938年4月24日）上公開發表，把自己的右傾錯誤觀點當作政治局的意見加以宣揚。王明在武漢的半年多時間裏，雖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在統一戰線和軍事問題上，貫徹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主張，在組織上，則向中央鬧獨立性，對黨在南部中國的實際工作造成了危害。
對於王明在武漢時期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毛澤東、張聞天一起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關於這一時期的情況，張聞天曾有以下簡要評述：“事實上從王明到武漢後，我們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之下，曾經同他的路線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直到六中全會。但是，我們對於王明同誌等某些錯誤的鬥爭，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限製在中央內部。在公開的刊物上、會議上，我們並沒有限製過他們宣傳。他們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們《解放》周刊上一律照登。”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
從三月會議後黨中央對全黨和人民軍隊的領導來看，張聞天在實際工作中對王明右傾錯誤的抵製和鬥爭是十分堅決的。張聞天同毛澤東緊密配合，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右傾主張，不失時機地指示各地積極創建、擴大、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展抗日人民武裝，堅持了獨立自主原則和放手發展抗日遊擊戰爭的方針。
3月21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劉曉並江蘇省委，指出在西安、武漢危急以至失守的形勢下，在敵人後方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極大可能，不僅已經被晉察冀邊區的發展所證實，而且將由於敵占區的擴大而擴大起來；因此，要加強敵後方、戰區與鄰近戰區的工作，擴大黨的武裝力量和民眾運動，在敵占大城市“不要虛張聲勢”，並要從城市中調得力幹部到農村中去領導遊擊戰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473頁。3月24日，洛甫、毛澤東、胡服聯名致電朱瑞，指出“擺在冀晉豫全區麵前的中心任務，是以最快的速度創造冀晉豫邊區成為堅持抗戰的鞏固根據地”，為此，要求完成建立完全在黨領導下的有戰鬥力的若幹遊擊團及地方遊擊隊等任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頁。4月20日，洛、毛、胡服致電聶榮臻、彭真，肯定晉察冀根據地的建立已經大體成功，指出“目前你們的任務中心是在各方麵鞏固已得的勝利，並在鞏固的現有基礎上去繼續發展”，並提出“加強對部隊的整理訓練及黨的工作”等意見。同上書，第502-503頁。4月21日，毛、洛、胡又聯名致電朱彭、劉徐鄧等，提出“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采取盡量廣大發展遊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鬥爭。”同上書，第505頁。5月14日，中央書記處電示長江局、東南局及項英，新四軍應利用目前的有利時機，主動地、積極地深入到敵人後方去，“組織與團集無數的遊擊隊在自己的周圍”，“在大江以南創立一些模範的遊擊根據地”；同上書，第514頁。再次指示江蘇省委，“目前中心任務，是加強對於鄉村遊擊戰爭的領導，創立許多遊擊的根據地。”同上書，第516頁5月中旬徐州失守後，又立即向長江局作出“武裝民眾，準備與發動遊擊戰爭”的具體指示。同上書，第518頁毛澤東、張聞天等這一係列指示，堅定地反對了王明的右傾方針，有力地削弱和縮小了王明右傾錯誤的幹擾和影響。由於中共中央領導的正確，雖然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正麵戰場節節失利，形勢極其不利，處境極其艱難，但在敵後戰場（特別是華北），卻形成了抗日根據地和人民武裝蓬勃發展的局麵。這是獨立自主地發展抗日遊擊戰爭方針戰勝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結果。
開展對張國燾錯誤的鬥爭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黨內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對張國燾的鬥爭。在1938年4月張國燾叛逃之前，張聞天參與領導了對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揭發批判；在張國燾叛逃之後，張聞天進行了堅決的申斥與清算。
（1）開展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進駐延安後，即在中央內部開始對張國燾錯誤的批判。張國燾不得不在2月6日寫了檢討《從現在來看過去》，勉強承認自己“在政治上是原則性的錯誤，在組織上是組織路線的錯誤”。黨中央於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延安會議”），揭發批判張國燾的錯誤。會議出席者有56人，包括紅軍軍以上幹部。在會上，張聞天從理論上比較係統地批判了張國燾反黨反中央的種種謬論和他的錯誤路線的退卻和軍閥主義的實質。毛澤東、凱豐、朱德、賀龍等也都在會上作了深刻的批判。一些受迫害的紅四方麵軍的幹部揭發了張國燾的種種罪行。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麵前，張國燾在會上痛哭流涕，低頭認錯。許多同誌提出，要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撤銷其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委、軍委副主席等職務，並開除其黨籍。張聞天在3月30日會上代表黨中央提議，暫時不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給他時間，讓他在實際行動中改正錯誤。與會者多數同意這一提議。“延安會議”情況據：《張國燾年譜及言論》，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中國共產黨曆次重要會議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