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強？對此，光緒帝雖有滿腔熱忱，但卻不知從何下手。這時，翁同龢再一次充當了光緒帝的指路導師。翁同龢自任光緒帝的師傅之日起，就立誌把光緒帝培養成“明君”。在甲午戰爭期間，翁同龢積極主戰，同孫毓汶等主和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甲午戰爭的慘敗，使翁同龢十分震驚，他認識到，光靠祖先的遺訓是無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變化較快，從一個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統人物變為頗具維新思想的開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光緒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緒帝麵前陳述西方的長處，指出向西方學習的必要，並多次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及其主張。事實上，光緒帝最初就是通過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況，翁同龢等人的開導和啟發，使愁悶苦惱的光緒帝茅塞頓開，如夢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條救國的道路隱隱約約地展示在他的麵前。這使光緒帝異常興奮，他開始對外部世界的形勢產生了興趣，也喜歡讀新書了。
為了更多的了解外洋形勢，光緒帝通過各種途徑搜尋有關國外情形的書。光緒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黃遵憲的《日本國誌》，詳加閱覽，對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天，通過翁同龢的“代呈”，得到了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及英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等書。光緒帝得到這些書後，如獲至寶，如饑似渴地閱讀學習，有時伏案苦讀，有時沉思不已，讀到精彩處更是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拍手稱絕。雖然由於種種條件的限製，光緒帝所看的書有很大的片麵性，對西方各國的了解還是十分膚淺的。然而他畢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聞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這時候，光緒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開始認識到，中國許多地方都落後於洋人，很多事情都無法與列強相比，怎麼能不被動挨打呢？承認自己的不足，敢於正視現實，使光緒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虛渺觀念開始破滅，對傳統思想和先祖遺訓開始懷疑，甚至唾棄。光緒帝對那些夜郎自大、頑固愚昧的封建官僚開始露出厭惡的情緒，甚至把原先奉為治國之寶的經典之書視為無用之物，隻不過是一堆廢紙，命手下的人焚之。到此時，光緒帝不僅有救國的熱誠，而且找到了救國的道路，那就是變法維新、決心要仿照外國來革故鼎新，勵精圖治。
但這時候，光緒帝仍然是個有名無實的皇帝，沒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獨斷的決策權。上有西太後的控製和束縛，下有眾多頑固派的阻撓和抵製。光緒帝要想在這種情況下變法改革，談何容易！為了支持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活動，把變法願望付諸事實，光緒帝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緒帝衝破頑固派的阻撓，打通同康有為等人的聯係。前此，由於頑固派的幹擾，康有為的“公車上書”以及前幾次上清帝書，光緒均未看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光緒帝間接見到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四書》，便十分讚賞。以後，在《上清帝第五書》中，康有為以極其沉重憂傷的語調指出，如果因循守舊，不思進取，恐怕日後“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說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禎帝吊死煤山的悲劇。康有為的論斷在光緒帝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光緒帝讚賞康有為的忠肝義膽，更激起了他變法圖強的信念和決心。他立即給總署諸臣下令，以後康有為如有條陳，要即日呈遞，不得阻隔。這就初步打通了光緒帝和康有為等維新派的聯係。其次，光緒帝支持康有為等人的變法行動，幫助他們迎擊頑固派的破壞。麵對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活動，頑固派如喪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囂“祖宗之法不可變”。針對頑固派的進攻，光緒帝鮮明地站在康有為等人一邊，他說：“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於祖宗之法呢？”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康有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國會”，提出了“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以便組織變法力量。封建頑固派官僚紛紛起來攻擊，禦史文梯上了一個奏折，汙蔑康有為是招誘黨羽，犯上作亂，名為保國，實則亂國。在這危急時刻，光緒帝針鋒相對，質問頑固派說：“會能保國，豈不甚善！”及時地支持了保國會。最後，爭取西太後的許可，取得變法決策權。光緒帝心中明白，不爭取決策權，換句話說，不取得西太後的許可，所謂變法最終是一句空話。光緒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氣，公開向西太後要權了。光緒帝曾召見西太後的親信慶親王奕勖，要他轉告西太後，“我不願做亡國之君，如仍不給我事權，寧可退位。”奕勖找到西太後去說了，西太後暴跳如雷，立即就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不願讓他坐了。”可沉思了一會，西太後想現在還不到時候，於是她讓奕勖轉告光緒帝，“皇上辦事，太後不會阻攔。”光緒帝聽到此話，長長出了一口悶氣，心中也踏實了許多。就這樣，光緒帝總算爭得了一點變法的權力，雖然這種權力是暫時的、有限的、很不穩定的，但它卻是變法付諸實施的重要前提。
光緒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光緒帝斷然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進行變法革新。在這個詔書中，光緒帝尖銳鞭撻了那些墨守陳規、阻撓變革的守舊勢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懸殊，國勢頹衰的嚴酷時局；明確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變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趨勢。詔令中外大小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發憤為雄。自《明定國是》詔拉開維新變法的序幕，到9月21日變法夭折，共計1O3天。在這一段時間內，光緒帝共發布改革諭旨18O條左右，最多的一天竟發布11條諭旨。從所發布諭旨的內容來看，幾乎涉及到國家生活各個重要的方麵，主要有：選拔、任用通達時務和有誌維新的人才；開辦學堂、發展近代教育；鼓勵士民上書言事；提倡辦報、譯書和出國留學；發展近代工商農業及交通運輸業；獎勵發明創造；整頓民事，改革財政；整頓海陸軍，加強國防力量等。
《明定國是》詔的頒布，猶如一聲炸雷，在當時社會中引起了強烈而複雜的反響。一部分開明官員士大夫，拍手稱快，積極響應，爭談變法，他們從光緒帝的變革中，看到了中興的希望。然而，就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封建頑固派的勢力還是十分強大的，他們不學無術，因循守舊，鼠目寸光，隻知貪圖高官厚祿，花天酒地，養尊處優，置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於不顧，形成一種十分腐朽頑固的社會力量。光緒帝要變法改革，不僅撞擊著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觸及到這些頑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們喪心病狂的攻擊和反對。所以，光緒帝和維新派所設計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國大地上變成現實，不得不需要進行一番艱苦的鬥爭。
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後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後為了控製變法的勢頭並為以後絞殺維新運動準備條件，先發製人，這一天，西太後逼迫光緒帝發布諭旨宣布：一，以攬權狂悖的罪名，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翕禾革職，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緒帝的左膀右臂；二，規定以後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員都需向西太後謝恩，由此控製了人事任免權；三，將王文韶調進中央為軍機大臣，任命榮祿署直隸總督（不久實授），由此抓住了京師重地的軍權。這些諭旨的實質就在於，西太後不僅控製了軍政權力，加強了頑固守舊力量，還削弱了光緒帝的權力及其支持力量。麵對西太後的壓力，光緒帝也采取了對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緒帝召見了康有為，召見的地點就在西太後身邊頤和園的仁壽殿。他任命康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並允其專折奏事。但與西太後代表的頑固派相比就軟多了。
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8月中旬，變法已進行了近3個月，光緒帝雖然盡了最大努力，但由於頑固派的反對，實際進展緩慢，成效不大。在這期間，光緒帝嚐到了改革的酸辣苦鹹，也感受到了守舊派的愚昧和狡詐。但是，他知道改革變法的事業不能停止，必須繼續前進，否則將前功盡棄。所以，在8月中下旬，光緒帝又采取了一係列措施，把變法運動推向深入。
首先，廢除舊衙門，嚴厲打擊頑固分子的破壞行為。變法開始的時候，光緒帝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隻增新衙門，勿廢舊衙門。可是頑固派的幹撓破壞，使光緒帝十分惱火，他認為有必要對守舊大臣進行警告和處置，所以光緒帝衝破了“隻增新、不黜舊”的框框，果斷地向封建舊官僚體製開刀，裁撤閑散機構和冗員。光緒帝頒布諭旨，把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仆寺等衙門裁撤，同時宣布，上下冗員也一律裁撤盡淨。並嚴詞警告內外諸臣，不準敷衍了事、多方阻撓，否則定當嚴懲，決不寬貸。光緒帝的大膽舉措，使清朝的守舊官僚們驚心動魄，人心惶惶，都怕丟掉自己的烏紗帽，有的甚至被嚇得大哭不止。
其次，提拔維新人才，加強變法力量。分別詔諭任命內閣侍讀楊銳、刑部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雖然這四個人的經曆和思想認識不盡一致，但卻都有變法願望，尤其是譚嗣同，更是堅定的變法維新人士。
再次，光緒帝準備模仿西方國家設立議院，開懋勤殿以議製度。設議院、興民權本是康有為等宣傳變法時的重要內容。但是變法開始以後，鑒於嚴峻的現實，康有為放棄了這一主張。光緒帝對設立議院有一個認識過程，逐漸有加緊實施以推進改革的想法。對此，頑固派既恨又怕，百般勸阻。大學士孫家鼎危言聳聽地說：“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光緒帝曾決然回答說：“朕隻欲救中國，若能拯救黎民，朕雖無權又有何妨？”8月下旬，光緒帝想把設議院的主張付諸實施，康有為勸他說：“現在守舊之徒充斥朝廷，萬不可行。”光緒帝想了想，接受康有為的建議，但他不肯完全放棄自己的主張，因此準備采取變通方式，即開懋勤殿。其目的在於把維新的骨幹人物集中在一起，並聘請國外政治專家，以便議論製度，全麵籌劃變法事宜，作為變法運動的最高指揮中心。
可以看出，到光緒二十四年8月中下旬，光緒帝拿出了自己最大的勇氣，大膽推進變法，維新運動向縱深發展。可是，變法的深入，使光緒帝和頑固派的矛盾更加尖銳，尤為重要的是，光緒帝的改革行動，激怒了一直待機而動的西太後。八月十九日，因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官員壓製維新派，光緒帝一怒之下，將禮部尚書、侍郎六個官員全部撤職。對光緒帝罷免懷塔布等人，頑固派大臣十分不滿，紛紛要求西太後出麵製止。懷塔布的妻子經常在頤和園侍候西太後，深得西太後的喜歡，她利用這種機會，更是多次哭哭啼啼，請求西太後的庇護。有一天，光緒帝照例到頤和園向西太後問安，西太後滿麵怒容，厲聲說道：“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輕棄；如今你以遠間親，以新間舊，依靠康有為一人而亂家法，何以麵對祖宗？”光緒帝分辯說：“祖宗若在今日，其法也不會與以前一樣；兒臣寧願壞祖宗之法，也不願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人笑。”西太後心想，不能再讓光緒帝幹下去了，自己收拾局麵的時候到了。於是，西太後便和其親信開始了緊張的密謀活動。他們一麵大造輿論，散布緊張空氣，一麵加緊進行軍事部署，準備發動政變。遵照西太後的旨意，榮祿密調聶士成的武毅軍進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軍進駐北京附近的長辛店，蠢蠢欲動，局勢驟然緊張起來。
麵對西太後等人的進逼，光緒帝也感到形勢危急，於是便同維新派一起，也加緊製定對策。8月3O日，光緒帝給康有為一個密詔，讓他和譚嗣同等迅速籌劃，設法相救。可是光緒帝和維新人物既沒有實權，也無軍隊，因此顯得勢單力孤，當即陷入手忙腳亂的境地。9月初，在康有為等人的支持下，光緒帝先後兩次召見當時以維新派麵目出現、手握一定軍權的袁世凱，給他加官進爵，竭力拉攏，幻想利用袁世凱的軍隊來保護自己，保護維新事業。可是，狡詐的袁世凱並未明確表示真心誠意地為光緒帝效勞。至此，光緒帝也認識到敗局已定，無法挽回了。在這種情況下，為給將來的維新事業留下組織力量，光緒帝於9月2日密諭康有為，說：“你可迅速外出，不可遲延。你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望你愛惜身體，善自調養，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這時，康有為、譚嗣同等也在為保護光緒帝而做積極的努力。9月3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請求袁世凱殺榮祿，圍頤和園，袁世凱假意答應。9月5日，光緒帝又接見了來華遊曆的日本前首相伊滕博文，希望他幫助自己。當天，光緒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命他保衛聖躬。可以看出，光緒帝以及維新派在緊急關頭，病重亂投醫，未能拿出任何切實可行的應急辦法。相反，西太後及其親信卻做了大量的準備，已經磨刀霍霍，準備動手了。
在這新舊較量的關頭，善於見風使舵的袁世凱，雪上加霜，又給光緒帝等人捅上了一刀。9月5日，袁世凱被召見以後，立即乘火車趕回天津，把光緒帝及維新派的謀劃全盤告訴了榮祿。榮祿立即乘車趕到北京，告訴了西太後。西太後聽到榮祿的報告後，十分惱怒，她痛恨維新派，更痛恨光緒帝，恨不能立即處置他們。第二天黎明，西太後在重兵控製北京後帶人直奔光緒帝的寢宮，光緒帝知道事情不妙，慌忙出來迎接，西太後也不理睬光緒帝。命人搜查光緒帝的寢宮，把全部奏章席卷而去。然後怒斥光緒帝說：“我撫養你2O餘年，你竟聽小人之言要謀害我？”光緒帝嚇得渾身戰栗，麵色發白，慌忙回答：“我無此意。”西太後唾了光緒帝一口，說：“癡兒，今日無我，明日還有你嗎？”當日，又以光緒帝的名義頒布諭旨，重新讓西太後訓政。隨後頒布諭旨，捉拿維新黨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已在政變以前逃出，幸免於難。9月13日，譚嗣同、康廣仁、劉光第、林旭、楊銳、楊深秀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至此，光緒帝及其維新派的變法活動就被以西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絞殺了，光緒帝的變法圖強方案也就被無情地摧毀。隨之，光緒帝也就進入他一生中最苦悶和痛苦的時期。
被囚瀛台抱憾而終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光緒帝生活境遇更加惡化了。為了徹底消除光緒帝的政治影響，西太後曾連續三次對光緒帝組織圍攻和斥責。西太後發動政變的當天，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頑固守舊大臣，令光緒帝跪在案前，並置竹杖於座前，如同審訊一般。她質問光緒帝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為，各位大臣，皆我多年曆選，你怎能任意不用。你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刑。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之法？”麵對西太後的斥責，光緒帝雖然不敢頂撞，但也不想忍氣吞聲，他為自己分辯說：“我自己固然糊塗，但洋人逼迫太急，為了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並不是聽信康有為之法。”第二天，光緒帝再次被西太後等人圍攻，西太後還逼迫光緒帝頒布捉拿康有為的諭旨。第三天，西太後組織頑臣，將光緒帝寢宮、書房等處搜去的奏疏文稿拿出來，逐條批駁，要光緒認罪。此後，又把光緒帝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囚禁起來。
瀛台是中南海中的一個人工島嶼，四麵環水，一麵設有板橋，以便出入。西太後把光緒帝囚禁在瀛台後，選派2O多名太監輪番看管。太監每天送“禦膳”之時，就架起跳板，走進瀛台，“進膳”之後，便撤掉跳板。光緒帝隻能望水哀歎，不能離開瀛台一步，為此他曾寫下“欲飛無羽翼，欲渡無舟楫”的詩句。生活在瀛台的光緒帝，接觸的都是那些令人討厭的太監，所到之處，無非是瀛台上的幾座殿閣，沒有什麼樂趣。他在看《三國演義》時，往往哀歎：“我還不如漢獻帝。”光緒帝無法排解自己心中的悶氣和怨恨，有時往往把太監作為自己發泄的對象，經常對他們發脾氣，罰令長跪，還天天書寫袁世凱的名字，以表達自己的怨恨之情。貴為一國之君的光緒帝，成為一名不見天日的囚徒。
其實，按照西太後的意願，何嚐不想徹底廢掉光緒帝呢？隻是迫於外界的壓力，不敢冒然行事，所以才把光緒帝押入孤島。可是西太後囚禁光緒帝一事，不僅引起國內輿論的嘩然，而且也引起各國列強的注意。列強各國感到，西太後的複舊很有可能使中國回到排外的時代去，與其如此，還不如支持開明的光緒帝對自己有利，於是他們對光緒帝的處境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心。英、日駐華公使極力幫助康有為、梁啟超出逃，並再三要求覲見光緒帝。英國在華的輿論工具《字林西報》也多次發表文章，抨擊西太後，讚揚光緒帝。這一切，都給西太後很大壓力，使她不敢斷然對光緒帝下毒手。但她一直擔心光緒帝的存在會威脅自己的權力和統治，忍氣吞聲地尋找機會實現她的廢帝陰謀。
正當西太後為廢掉光緒帝而忙碌時，中國大地上爆發了義和團運動，西方列強出兵武力幹涉，爆發了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於是，在對待義和團的剿撫問題上，尤其是對外國武裝幹涉的戰和問題上，清朝統治階級內部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光緒帝憂心忡忡，雖身陷囹圄，但卻及時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光緒二十六年（19OO）五月二十日，西太後在儀鸞殿召開第一次禦前會議，到場的有大學士，六部九卿，光緒帝也奉西太後之命到場。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竭力主張議和，而載漪等人卻從自己的私欲出發，說：“義民可恃，其術甚神，可以報仇雪恥，”竭力煽動對外宣戰，兩者相持不下。光緒帝則說：“現在人人喜言兵，然而甲午中日之役，創钜痛深，可引以為鑒。況且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聯合而謀我，怎樣才能抵禦呢？”分析完利害得失後，光緒帝斷然說：“斷無同時與各國開釁的道理。”五月二十一日，西太後再次召開禦前會議。一開始，西太後便怒氣衝衝，她對列強各國庇護康有為等，幹涉自己的廢立活動十分不滿，積怨甚深，所以一向對外妥協的西太後，現在卻決心對外開戰了。她說：“今天的事，各位大臣都看到了，我為江山社稷著想，不得已而宣戰；然而成敗未可知，如果宣戰之後，江山社稷仍無法保全，諸公當諒解我的苦心，不要歸咎我一人。”西太後話音剛落，載漪等人立即應聲附和，大談宣戰。光緒帝心中十分焦急，他想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想到這裏，光緒帝再次表示異議，他說：“戰不是不可言，但中國積弱，兵不足恃，用亂民孤注一擲，會有什麼好處呢？”接著他又耐心地分析說：“民眾均未經訓練，一旦上陣，在槍林彈雨之中，以血肉之軀抗擊敵人，怎麼能持久？所以，不要以民命為兒戲！”西太後聽了光緒帝的話，心中老大不自在，但她沒有正麵反駁，質問光緒帝說：“依你之見怎麼辦呢？”光緒帝回答說：“寡不可以敵眾，弱不可以敵強，絕沒有一國能敵七八個國家的道理。現在，隻有停戰議和才是上策，其次就是遷都。”由於兩者爭議不休，所以這次會議仍未能就和戰問題作出決定。五月二十二日，舉行第三次禦前會議，西太後及載漪等人控製了局麵，大喊大叫，不可一世，決意向列強宣戰。光緒帝看到無法挽回，欲言又不敢言。他拉住許景澄的手，沉痛地說：“兵端一開，朕一身不足惜，隻是苦了天下的百姓了。”我們知道，光緒帝在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中，一意主戰，是一個積極的主戰派，那麼他在義和團時期為何力主求和呢？這主要是從中外力量的懸殊考慮，雖然光緒帝的主和也並非什麼高明的見解，但起碼在了解外情這一點上比西太後等人高明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