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六年，漢武帝再次下詔，命舉賢良之士上書對策。一時間，很多讀書人上書應詔，其中儒生董仲舒的上書引起了漢武帝的重視。董仲舒是廣川（今河北景縣）人，少年時代就攻讀《春秋》，曾做過荀子的學生。漢景帝時，他當了博士，收了許多學生。董仲舒曾刻苦研讀過儒家經典，相當深入地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華，並能把儒家思想結合漢代的現實進行闡述。漢武帝時，他寫《天人三策》，係統地闡述了他的儒家哲學思想和尊君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認為，人君受命於天進行統治。天命是可畏的，國家治理不好，上天就降下災難來譴責、警告世人，世人如果不知反省悔過，天下就要敗亡。因此，人君必須“勉強行道”，這就是“天人感應”學說。他又指出，國家要長治久安，必須提倡儒家的“禮樂教化”，用儒家的“禮樂”教化百姓。為此，他提出在國都長安設立太學，在地方上設立各類學校，用儒家經典培養人才，教育百姓。
董仲舒主張“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他希望漢武帝堅持不變的天道，在此基礎上，使“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以確保永恒的封建秩序。他又根據《公羊春秋》立說，提出了政治上的大一統思想。他認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帝王要在“大一統”的總原則下，統一思想。因此，他建議，凡是不符合儒家六藝孔子之術的其他各家學術思想一律摒棄禁止。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在竇太後死後，漢武帝任命好儒術的田蚡為相，田蚡把不學儒家五經的太學傅一律罷黜，排斥黃老等各家思想於官學之外，又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使儒家思想獲得了合法地位。從此，它不斷發展，成為此後兩千年間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但這並不意味著漢武帝就不采用法家的“法治”思想了。相反，他執法非常嚴厲。漢武帝知道，隻依靠法治是無助於鞏固封建統治的，而僅有儒家的德教，封建國家也無法實現統一和強大。因此，他采用的是儒表法裏的統治思想。意識形態的統一，是和統一的政治和經濟相適應的，順應了時代的需要，鞏固和促進了封建製度的發展。
整頓財政發展農業
漢初的幾位皇帝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使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國家聚積了大量財富。到武帝時，生產繼續發展，經濟繁榮，但漢武帝連續發動多次對邊境各族的戰爭，使人民付出了沉重代價，國家幾十年的積蓄幾乎用盡了，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漢武帝曾被迫下令，百姓可以用錢買爵位，罪犯可以用錢贖罪。但這種救急措施如杯水車薪，無法解決財政危機的根本問題。元狩四年，漢武帝重用桑弘羊、東郭威陽、孔僅等大商人主持財政工作，這些人憑借強大的專製特權，統一貨幣，穻鹽鐵，建立均輸、平準製度，抑製商業活動，以此來穩定農業生產，擴大財政收入。
漢初以來，貨幣質量低劣，而且私人鑄幣也被政府允許，市麵上貨幣輕重大小不一，各地郡縣各不相同，貨幣不統一，折算困難。這就破壞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財政製度，不利於經濟的發展。漢武帝即位後曾鑄三銖錢來代替以前的半兩錢。同時禁止私鑄，盜鑄者處死，但盜鑄之風不減。三銖錢通行一年多以後，又恢複使用半兩錢。元狩五年，又下令停止半兩錢，開始改用五銖錢，使貨幣的實際重量與幣麵文字一致。元鼎四年，取消郡國鑄錢的權利，郡國以前所鑄的錢一律取消。政府又專令水衡都尉所屬的鍾官、辨銅、均輸三官負責鑄造新的五銖錢，新錢質量高，又有嚴令加以保護，因此盜鑄者無利可圖，從而使幣製穩定下來。漢武帝就依靠強大的國家力量，統一了貨幣，使封建國家的經濟力量得到加強。
除了統一貨幣外，漢武帝又實行了穻鹽鐵和均輸、平準法。
穻鹽鐵，就是實行鹽鐵專賣，穻鹽就是在產穻鹽區設立鹽官，募人煮鹽，產品由官府收購統一發賣。穻鐵是在產鐵區設置鐵官，統管開礦、冶煉和鑄造三個環節，對鐵的質量、產量、規格、產值，定出一定的標準。煮鹽冶鐵及其販賣，全部收入歸官府，私人不許經營。全國設置鹽官的有二十八個郡國，三十六個縣；設置鐵官的有三十九郡，四十八縣。鹽官和鐵官統屬中央的大農令，各地鹽鐵官吏多為鹽鐵商人擔任，鹽鐵專賣政策是由孔僅和東郭威陽等人製定的，他們本人也是大鹽鐵商人，這樣既發揮商人所長，又有法律約束，有效地保證了鹽鐵專賣政策的執行。
鹽鐵專賣雖增加了國家收入，但不久就出現了質量問題，賣出的鹽都是苦的，鐵製工具價高質劣，引起百姓的不滿，漢武帝一怒之下，撤了孔僅的職，任命桑弘羊為治栗都尉，統管大農令的事。桑弘羊建議向各郡國派遣均輸官，把各郡輸送中央的貢品，除部分供應京師需要外，其餘的運到行市最高的地方去銷售，把賣得的錢上交中央。這樣，既消除了運輸的不便，又減少了大量運費支出。桑弘羊又建議在京城設置平準官，專門收羅各地的貨物，按照京城市場的價格漲落情況，貴則賣，賤則買，從而平準市場價格，國家的收入也增多了，這種方法叫做“平準”。
鹽鐵專賣和均輸、平準法的實行，使中央控製了鹽鐵生產和許多貨物的買賣，使富商大賈無法牟取暴利，物價不致暴跌暴漲，百姓的賦稅負擔沒有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卻大大增加了。這完全符合漢武帝的重農抑商思想，起到聚斂財富的經濟作用和控製諸侯王和豪強大賈的政治作用。
除了以上抑製商人的措施外，漢武帝還采取了直接打擊大商人的政策，就是算緡和告緡。元狩四年，漢武帝開始實行“算緡錢”。規定：商人、高利貸者的資本必須向政府申報，每二千錢納稅一百二十錢，為一算；自產自銷的手工業品，每四千錢納稅一算；商人乘坐的軺車，每年抽稅二算；普通人的軺車，每年抽稅一算；船長五丈以上者，每艘收稅一算；商人有產不報或報而不實的，沒收資財，罰戍邊一年；商人及其家屬不得占有土地，違者沒收其土地和童仆。元鼎三年，漢武帝又下令“告緡”，就是告發商人隱匿的實際財產，告發者可得到被告發者的一半資財。一個商人隻要被告發屬實，立即被捕入獄。在這次告緡中，中等以上的商人幾乎全部被告發，政府沒收的財物數以億計，沒收的奴婢成千上萬，沒收的田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許多商人因此而破產，受到沉重打擊，但是政府的財富卻大大的增加。通過算緡和告緡，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起了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作用。
在進行財政方麵改革的同時，漢武帝也加強了對農業的管理。無農不穩，農業是國家的基礎。因此，漢武帝在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和生產工具的改良，農業耕作製度的改革，興修水利等方麵都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西漢的水利事業很發達，漢初曆代皇帝都很重視水利工程的建設。漢武帝時，各地掀起興修水利的高潮，使灌溉和航運都有了很大改善，保證了農業穩定發展。
漢武帝時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治理黃河。曆史上，黃河曾多次決口。元光三年，黃河在瓠子決口，經巨野澤南流，再通往淮河、泗水後入海。遭受大災的達十六郡，良田被淹，莊稼被毀，百姓流亡。漢武帝下令立即堵塞決口，但由於丞相田蚡從中阻撓，使黃河泛濫達二十多年，直到元封二年，漢武帝親巡決口處，並命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都背土木，親自參加堵塞工程。經過這次大規模修治，黃河水終於被製服，以後8O年間沒有大災。
漢武帝晚年時，號召全國官吏和百姓，把注意力集中到農業生產上來。公元前89年，他任名著名農學家趙過為搜粟都尉，管理農業生產。趙過推行代田法，改變了過去的休耕的耕作製度，使農業生產率有了很大提高。代田法在全國推廣很快，提高了農業產量。另外，趙過還創製了兩種新農具，耕地用的耦犁和播種用的耬車。兩者可以結合使用，是一種耕、播結合的複合農業機械，而且使用起來既輕巧又便利，生產效率很高。生產工具的改進，使牛耕和鐵製農具的使用得到普遍推廣。漢武帝時，牛耕和鐵農具已傳播到西北、東北和西南地區，提高了當地的生產力，使漢代的農業生產出現一次巨大的革命。
抗擊匈奴
匈奴是我國北方一個古老的以遊牧為主的少數民族，逐水草遷徙，有少量的農業生產。漢初，已進入奴隸製社會，在首領冒頓單於的帶領下，匈奴族東敗東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統治區域，東自朝鮮邊界，橫跨蒙古高原，與羌相接，向南延伸至今晉北、陝北一帶，與漢相接。冒頓把這一廣大地區分為左、中、右三部，自己居中，左、右兩部由左右賢王分領。
戰國末年以來，匈奴就不斷南侵。漢高祖時，發生了“白登山之圍”。之後，西漢政府被迫與匈奴和親，開通關塞，每年給匈奴很多饋贈，但仍無法阻止匈奴南犯。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的國力有了很大增加，已經有足夠的力量來抗擊匈奴。於是，漢武帝決定狠狠打擊匈奴奴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