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趙光義
擁兄自立代兄稱帝
經過多年的闖蕩，趙匡胤在後周功業顯赫，地位日高。比他小12歲的匡義隻是一個供奉官都知，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匡義出身於武將之家，父兄均為大將，所以他也從小學習弓馬，並參加過一些戰陣之事。據後來太宗自己回憶說，他16歲那年，曾跟隨父親趙弘殷南征，屯駐於揚、泰等州。他多次與敵將交鋒，敵將往往被他射落於馬下。趙匡胤當時駐兵在六合，聽說他的弟弟這麼能幹，非常高興。匡義18歲的時候，跟隨周世宗和趙匡胤，攻打下瓦橋關和瀛州、莫州。其後，當時22歲的趙匡義為其兄代周自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作為當事人胞弟的趙匡義最適於出麵，溝通內外，結交軍士，撫定眾心。匡義與趙普部署諸將領，列隊包圍匡胤寢所，“逼”他黃袍加身。由於趙匡義充當了前台主角，才使得蓄謀奪位的趙匡胤可以扮演一個較為超脫的角色。
因此，趙匡胤一當上皇帝，即任命匡義為殿前都虞侯，領睦州防禦使。建隆元年（96O）五月，太祖親征澤、潞，討伐李筠，即讓匡義臨時擔任大內都點檢，留守汴京。八月，匡義領泰寧軍節度使之職。十月，太祖南征據揚州反抗的李重進，匡義為大內都部署，仍留守京師。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任命匡義為開封尹，同平章事。這時，為了避諱，匡義改名為光義，匡美也改名為光美。
杜太後對次子光義格外疼愛，但是要求也比較嚴格。光義每次外出，太後總是要他與趙普在一起，並且刻畫日影約定歸來的時間，光義從來不敢違背母命。杜太後要光義多與趙普接觸，一是為了讓光義向趙普學習處事之道，二是因為趙普是太祖甚為倚重的國家重臣，結交他可以鞏固和提高光義的地位。這些也是杜太後的深遠用心。
擔任開封府尹，對於趙光義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實際意義。作為國家首都的行政最高長官，開封府尹對國家軍政要務起著上承下達的作用。從建隆元年（96O）到開寶元年（976）光義當了十六年的開封府尹，鍛煉了實際處理政務的才能。他利用開封府尹的地位，在開封府中廣延豪俊，聚集一批文武皆備的幕僚、軍校。通過廣置黨羽，內外交通，光義在開封府時勢力大盛，威望日高，羽翼漸豐，為他日後爭奪帝位及治國安邦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趙匡胤為人較為厚道，他對光義兄弟情義甚重。有一次光義生病，匡胤身為皇帝，仍親手為他灼艾。光義失聲叫痛，匡胤大概是要為其弟分擔病痛，也取艾自灸。遇有軍國大事，也多與之商議。不過，作為政治家，二人並非親密無間。他們的矛盾通過一件事即可看出。光義在開封府時，有個青州人到京城來，帶著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子，光義見她秀美出眾，想買下，那青州人不答應。光義手下有個叫安習的，自報奮勇願辦成此事，他用手段將青州女子偷偷地買進開封府。後來太祖知道了這事，下令追捕安習，安習隻好藏於晉王宮中，直到光義做了皇帝，他才出來。太祖嚴捕安習，分明是對光義的一種警告。
開寶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趙匡胤突然駕崩，於是光義受遺詔於柩前即位。
伐漢收功攻遼敗績
不管杜太後遺詔是否真有其事，趙光義以皇弟身份繼承皇位在正統的封建世襲製中並非名正言順。而且在太祖平定諸侯國的統一戰爭中，他沒有任何建樹。他感到要想鞏固帝位，貼服人心，必須樹立自己的威望。太宗即位後，陳洪進親自到開封朝貢。太宗封陳洪進為檢校太師。錢俶於是決意上表，獻出所管13州1軍，共68縣，556OO8戶，兵士115OOO餘人，削去吳越國號。太宗封錢俶為淮海國王，其子弟多人以官職。吳越舊地反對納士的官吏，受到太宗的堅決鎮壓。至此，宋朝完全統一了南方各地，太宗於是把主要兵力轉向北方的北漢和遼朝。
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下令再次進攻北漢。任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率領勇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等，四路出兵，分攻太原，把太原城圍得水泄不通。宋太宗吸取了以往失敗的教訓，特派刑州判官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阻截遼朝援軍。
北漢主劉繼元見宋軍來攻，急忙遣使向契丹求救。開寶八年時，遼朝曾與宋廷訂有和約。因為當時宋朝忙於統一南方，故對遼采取和好的態度，以免兩麵受敵，契丹也忙於內部事務，雙方都樂意保持著通好的關係。太宗預料契丹必出兵助漢，故於四月間下詔親征，率領廷美等到太原督戰，在太原城外築起長圍，斷絕城內的一切物資供應。雙方苦戰至五月，北漢指揮使郭萬超潛行出城，投奔宋營，劉繼元帳下諸衛士也多出降。北漢亡，至此，所謂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麵全部結束。
太宗乘滅北漢的餘威，率大軍於太平興國四年（979）六月進抵易州。遼刺史劉宇本是漢人，獻城投歸宋營。太宗留兵千人協守易州，又進攻涿州，遼涿州判官劉厚德亦為漢人，複開城納降。宋太宗見連下二城，旗開得勝，非常高興，乘勝率兵進抵遼之南京（今北京市）城南，命宋偓、崔彥進、劉遇、孟玄哲四將各率軍兵四麵攻城。守將耶律學古拚命抵禦，太宗親自督戰。然而宋軍圍伐太原疲敝，今又攻城不下，已經懈怠。這時遼朝已派援軍來救。探卒入報，遼將耶律休哥為前鋒，已至高梁河。太宗命大軍拔營齊起，前往高梁河迎敵。快到河邊時，隻見遼兵有數萬人越河而來，雙方擺開陣勢，金鼓齊鳴，旌旗飛舞，宋軍奮力激戰，遼兵傷亡慘重，漸往後退。太宗見遼軍將要支持不住，遂命宋軍猛攻。正在這時，又有兩隊遼兵，分左右衝殺而來。左翼為遼將耶律斜軫，右翼為遼將耶律休哥。二人都是遼國良將，善於用兵，宋軍抵擋不住，紛紛敗退。耶律休哥趁機直取太宗，太宗急命左右護駕，但諸將被遼兵分割散亂難以顧及，太宗倉惶失措，幸虧輔超、呼延讚等人趕到，奮力遮護，保衛太宗南奔至涿州。
雍熙三年（986）正月，太宗詔議親征，企圖扭轉高梁河慘敗之後頻頻挨打的被動局麵，挽回自己的麵子。但是前次親征的慘敗，特別是高梁河之戰險被遼軍所擒的遭遇，使太宗餘悸未消。這時又有參加政事李至乘機上言，說京師是天下之根本，皇上不離輦轂，而命將出征，可以顯得從容。太宗順水推舟，決定不再親自出馬，而出動3O萬大軍分東、中、西三路北上攻遼。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進出飛狐，潘美、楊業出雁門。
初期作戰宋軍進展順利，接連小勝。但由於宋軍指揮不當，各路軍缺少合作，紛紛敗績。楊業父子率領殘兵在陳家穀奮力死戰，不見援兵，命其子楊延昭殺出一條血路，飛馬乞援。遼兵漫山遍野而來，楊業部下大部分戰死。楊業本人身負幾十處創傷，最後為遼軍所俘獲，不顧遼軍的威脅利誘，絕食三日而死。
楊業失援敗死，邊境大震。雲、應、朔諸州將吏都棄城而逃，三州複為遼軍占領。遼軍又乘勝進入宋境，深入深（今河北深縣）、德（今山東德州）、邢（今河北邢台）等州，搶掠一空，使宋朝邊民蒙受重大損失。敗報傳至宋廷，太宗痛失良將，下詔旌表楊業，贈其為太尉、大同軍節度使，賜其家布帛千匹。大將軍潘美，坐失戰將，監軍王侁，貽誤戰機，分別給以降官三級和除名的處分。在戰事方麵，宋太宗遠不及太祖。趙匡胤出身行伍，身曆百戰，有著豐富的戰場實踐經驗。而趙光義則基本上沒有經曆過重大戰役，缺乏這方麵的鍛煉。但他又自詡高明，剛愎自用，再加上為了控製軍將，每次作戰前都親自擬定陣圖，結果嚴重束縛了前線將帥的手腳。
端拱元年（988）秋八月，北部邊境接連三次警報，依次是涿州、祈州、新樂失守。太宗滿麵愁容，對群臣說：“契丹不肯收兵，經常騷擾河朔，看來不得不大舉北伐了。”他心裏卻對出師一點把握都沒有，已經完全失去了當初北伐時躊躇滿誌的信心和決心。朝一些大臣開始提出主和與主戰兩種不同的政見。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證漢唐故事說明對外講和的重要。但是對於那些明顯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張，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對趙普等人說：“恢複舊疆，不是別人的主張，是朕的一貫誌向。伐遼失敗隻是由於將帥軍事指揮上的失誤所致”。右正言、戶部郎中張洎等主戰派則相繼上禦戎策，建議加強邊地武將的兵權，任賢修政，省官畜民，選勵將士，再次北上伐遼，收複失地。太宗雖對這些主張加以讚賞，但卻不打算實行。
太宗晚年，守內虛外政策的指導思想已經形成。因此，對遼由攻到守，準備和解。而遼朝的簫太後對宋朝多次北伐卻耿耿於懷，向宋擺開了進攻的陣勢進行威脅，並幫助李繼遷繼續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為了防守，使宋軍在河北沿邊的平原上，疏浚、開拓邊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東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築堤儲水，深十餘尺，作為屏障，曲曲彎彎，東西九百裏。沿塘設置28寨，125軍鋪，士兵3OOO餘人，部署兵船百餘艘，往來巡警，以防遼國騎兵的奔突。對於遼軍的入侵，“但令堅壁清野，不許出兵，繼不得已出兵，隻許披城布陣，又臨陣不許相殺”，結果束縛了軍隊將士的手腳。守邊將領們隻好得過且過，“始受命則惟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門為上計”。真正能對遼軍作戰的將領屈指可數，從此，宋朝軍隊的作戰能力越來越弱了。
借鑒前車以文治國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來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為當時形勢需要他繼承太祖的統一大業，既而武運不昌，所以轉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遼失敗後，失去了往日的銳氣，文治方麵，他的確有很多獨到之處。他開創、修補、完善了宋朝的各項典章製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間基本成為定製，對防止王朝像五代各朝一樣短命夭折，奠定了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各方麵製度的基礎。兩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而言，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於軍事、政治方麵，而太宗除了對太祖法度作了進一步完善外，又著重在文化、經濟等方麵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規範。
科舉製度雖始於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門閥製度不複存在，科舉向文人知識分子廣泛開放，“家不尚譜諜，身不重鄉貫”，隻要文章、詩賦合格，都可錄取。宋太宗擴大了取士的規模，每次科舉考試錄取的進士數額遠遠超過唐代及宋太祖時。太宗還促進科舉取進士日趨嚴密、完整。宋太祖開寶六年（973）以後，殿試成為定製。太宗進一步規定，殿試後在殿前“唱名”，由皇帝分別賜與“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的功名。太宗時實行考卷糊名彌封法，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試卷作弊。宋太宗還嚴格科舉考試，親自複試。
太宗十分重視發展文化事業。五代以來，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為三館，在石長慶門東北，僅有小屋數十間，而且“湫隘卑庳，僅庇風雨，周廬徼道，出於其旁，衛士騶卒，嘈雜其旁”，條件很差，三館每逢受詔撰述，都是移到其它地方。太祖時期，也沒有什麼變化。太宗即位的第二年，親到三館視察，看到這種寒酸狀況，對左右侍從慨歎道：“這哪裏能夠蓄天下圖書，待天下賢俊？”當即下令另選左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新址。命中使督促工匠，晨夜兼作。三館的棟宇殿閣，都是太宗親自規劃的，其精美壯觀，可與皇宮的建築媲美。一年後工程竣工，定名為崇文院。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閣的藏書已十分豐富。太宗頗為自負地對大臣們說：“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抄寫購求，今方乃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