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張大千舉家遷居北平，住在西城府右街羅賢胡同一所幽靜寬敞的四合院裏。住下不久，這所院子就不再幽靜了，客人來往不絕。有趣的是，這時“南張北齊”終於聚首暢談了。被稱“北齊”的齊白石雖然比張大千大40歲，但兩人一見如故，非常投機。
另外，藝術界好友還有溥心佘、梅蘭芳、荀慧生、馬連良、張伯駒等。張大千過得好不快活。
這一年，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出版《張大千畫集》，徐悲鴻欣然為該書題序，他在序言中極讚“大千之畫美矣”，並稱“五百年來一大千”。
同時，張大千第一次自由戀愛，與說書藝人楊宛君喜結連理，可謂多喜臨門。
剛剛辭掉教授，又被北平故宮內的“國畫研究室”聘請為指導，一月不定期去講一兩次學，指導那些青年人學畫。
5月份，母親曾友貞在故鄉病逝，張大千守喪盡孝後，又到上海居住了一段時間。
張大千來到北平後，對於鑒別的“見、識、知”三個層麵都有很大的收獲。琉璃廠賣的畫，分為古人、時賢兩種，買古畫須請教古玩鋪；求時賢的畫，則在南紙店有“筆單”可供問詢，兩者絕不相混。
照古玩鋪的說法：“古畫十張有十一張靠不住。”
張大千就問：“十張就是十張，何來十一張？”
“大件改小，多出一張，不就是十一張？”
張大千恍然大悟。
古玩鋪老板接著說：“而且，古畫隻要是名家，無不有假，此風自古已然。明朝崇禎年間，上海收藏家張泰階，集所選古來假畫200軸，詳細著錄。他的畫齋名為‘寶繪樓’，這部書就叫‘寶繪錄’，共20卷；自六朝至元明，無家不備，閻立本、吳道子、王維、李思訓，僅在第六、七卷中才有名字。這部書值得一觀。”
張大千除了仔細研讀《寶繪錄》外，還看過一本《裝潢誌》，專談裝裱字畫書籍的款式技巧，這也是鑒別之“知”中的必修課。張大千還在家裏養了兩名裱工，共同研究裝裱工藝。
“裱褙十三科”裏講的都是一張紙，那就是古人所用之紙，曆代流傳百世的書畫之紙。張大千在上海、杭州、四川時也見識過一些紙，但一直到北平之後，這才大開眼界。
北平古稱燕京，有許多風雅好古的皇帝，曆時千百年的名紙得以保存下來。
張大千自識古紙後，鑒賞能力更是與日俱增。如果一幅無款的古畫，單憑布局、筆法、墨法並無確切證據，但可以從紙的年代上去推斷它的合理性，有時真偽立辨。
張大千因此十分留意於搜羅年代久遠的舊紙，以此來作為比對真跡的根據。
說到墨，其中的學問也大得很。近世都知道徽州出墨，而更為珍貴的是“易水墨”，為當時一個姓祖的墨官所造。南唐李超父子，原籍就是易州，以後逃難至徽州傳造墨之法，成為徽墨的始祖。
張大千曆來主張要用舊墨，他解釋說：“墨和紙一樣，也要越陳越好。因為古人製墨，煙搗得極細，下膠多寡，仔細斟酌過。現在的墨不但不能勝過前人，反而粗製濫造，膠又重又濁，煙又粗又雜，怎麼能用來畫畫？”
張大千評價鑒定：清朝內府墨，要光緒十五年前所製才是好墨；乾隆墨最妙，因為它是用前朝所製。年久碎裂的墨，加膠重製，又黑又亮，用這樣的墨作畫，光彩奪目，真有墨分五色之妙。
製墨之道路，首先要搗得細，明朝隆慶年間有名的禦墨“石綠餅”，搗煙是“大臼深凹三萬杵”。但張大千認為這還不夠，他說古人有所謂“輕膠五萬杵”，這5個字才道盡了製墨的奧妙。
張大千引古人“得筆法易，得墨法難；得墨法易，得水法難”來解釋水墨並稱，水法也就是墨法。後來張大千力求畫風突破而創潑墨、潑彩，功夫全在分層次的水法之上。他說道：“最簡單也是最重要的，硯池要時時洗滌，不可留宿墨；宿墨膠散，色澤暗敗，又多渣滓，畫畫寫字，都不相宜。”
張大千也有一肚子關於毛筆的掌故。
張大千喜歡用上海楊振華的筆，每次定製，必是大中小500支。因為工筆花卉、設色仕女，都非用新筆不可。
張大千除了紙、墨、筆以外，也非常講究畫麵的印。他所用的印可分為六大類，各有各的用法，分別是：名號印、別號印、齋館印、收藏印、紀念印和點綴印。
張大千之精於鑒賞，仍然得力於他的藝術修養，他自己說道：
夫鑒賞非易事也。其人於斯事之未深入也，則不知古人甘苦所在，無由識其深；其入之已深，則好尚有所偏至，又無由鑒其全。此其所以難也。
蓋必習之以周，覽之也博，濡之也久；其度弘、其心公、其識精、其氣平、其解超，不惑乎前人之說，獨探乎斯事之微，犀燭鏡懸，庶幾其無所遁隱，非易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