硯池要時時洗滌，不可留宿墨。宿墨膠散，色澤暗敗，又多渣滓，無論山水、人物、花鳥都不相宜。
張大千
回到台灣定居雙溪
環蓽庵雖然比八德園小，但張大千卻總覺得園子裏一天到晚冷冷清清的不是滋味。
真正的原因是，親人們都散處四方，兒孫們也或外出求學或工作在外，大家聚在一起的時間自然少多了。人們都整日忙碌，很少有人沒事串門清談。
但張大千天生閑不住，好熱鬧，現在人入晚境，話越多就越怕冷清，但朋友們不是借口忙而來不了，就是來了坐一會也就告辭走了。
更苦惱的是，與家鄉的親人們已經好長時間都沒通信了，得不到國內的真實消息。
他不由犯了疑惑，問徐雯波道：“三哥、四哥為什麼還沒來信？”
徐雯波隻好說：“可能他們不知道我們已經遷居美國了，信寄到巴西還沒轉過來吧！”
張大千氣道：“你不要以為我老糊塗了，最近我聽到好幾個朋友說，他們都收到大陸親人的來信，為何偏偏我們沒有？我去年、今年都給心慶她們寫了信去，並通過香港的李七叔分別給他們幾兄妹彙了款，為什麼連個信都不回一封？我看其中必有原因！”
張大千寫給張心慶的信，她都收到了，她不知讀了多少遍，有的句子都快背下來了：
美與大陸雖無邦交，但已有往來，汝可將情況前去申請，必可得其準許。外孫女小咪，你所極愛，必須帶來或者留在我身旁。
而在這時，台灣當局開始不斷地主動關心張大千。不斷給他授予榮譽，每年都幾乎舉辦有關張大千的畫展。台灣方麵有關人士也不斷登門邀請張大千去台灣定居。
1968年11月，張大千托張群將自己臨摹的62幅敦煌壁畫贈給台灣故宮博物院。
1970年仲夏，張大千在台灣黎山賓館偶然遇到一個四川老鄉，他是隆昌人，離張大千的老家內江僅百裏之隔。張大千與此人並不相識，但聽到鄉音，欣喜至極，竟放下了重要事情，與老鄉作了一番長談，談起了四川的風土人情。張大千在談完之後，寫了一首充滿誠摯情誼的小詩並書寫在宣紙上，贈給這位老鄉：
君之鄉裏為鄰裏，異地相逢快莫論。
挈我瓊樓看玉宇，不勝寒處最情溫。
1976年，張大千垂垂老矣，再過三四年，就是80高齡了。時間以它鋒利的年輪，無聲無息卻又無情地給這位老人留下了無處不在的痕跡，頭頂禿了，頭發白了，腰板不硬，步履艱難，酣酣入眠的時間一天比一天少了。
他知道自己老了，以前的“大千父”印章不常用了，換成了“大千老子”“爰翁”。他又多麼希望自己不要老，畫上的“大千唯印大年”“雲璈錦瑟爭壽”“張爰福壽”，就是自己心願的寫照。
人入老境，另有一番滋味，孤獨寂寞怕是其中最難熬的滋味。身在美國，這種滋味尤為明顯。他的目光又落在那首韓愈寫給侄兒十二郎的詩《河之水二首寄子侄老成》上。
這首詩不知誦了多少回，已經完全背得了。纏綿傷感的詩情，無法排遣的愁懷，無可奈何的思緒，千古如是！
張大千覺得自己疲倦了，幾十年海外的奔波，萬裏之外的思戀，都使他感到寄人籬下之苦。現在，人老了，也該回去了。自1949年底離別祖國後，張大千始終以藝術為自己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長期在異國居住。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總要葉落歸根呀！
1975年，台灣“國立曆史博物館”舉辦了“張大千早期作品展”“張大千畫展”。接著，該館在舉辦“中西名家畫展”時，又將張大千30年來的80餘幅精品參加展覽。
旋即，該館與“韓中藝術聯合會”聯合在漢城國立現代美術館舉辦了一個大型畫展，張大千60幅代表作參展。同年，台灣方麵還編印了《張大千作品選集》《張大千九歌圖卷》等精美畫冊，並向張大千頒發了“藝壇宗師”匾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