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人呢？曆代君主無不禮“賢”下“士”的“賢”與“士”呢？
他們所抱定的信念與氣節；所為之“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儒術；泱泱中華禮儀之邦自古即與殘暴、黷武、荒淫、頹廢、野蠻、愚昧誓不兩立的“禮”與風氣；忠孝仁義，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道”與傳統，都到哪裏去了呢？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著《五代史記》亦即《新五代史》，《論讚》皆以“嗚呼”二字起首。
“嗚呼！”
他慨歎這個時代。
“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
“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二者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複廉職之色者皆是也。”
是的，這是一個沒有廉恥、不講禮義、反傳統的變態時代。這個時代造就出了一批沒有廉恥、不講禮義、反傳統而不忠的變態文人。
最典型的，可舉出號稱“五代宰相”，臣侍五朝八姓十一君的馮道。
馮道貌不驚人。他生就一副“貧相”。據說一個相麵的人相過馮道的尊容，斟酌半天詞句，方道：“倒是當官之相，然官不過縣令。”
馮道才不出眾。他朝中同僚曾指著他的脊梁，曬笑竊議道：“馮道若走得急了，身上準會掉下一本兔園冊來！”
“兔園冊”是當時鄉村流行的兒童啟蒙課本。
馮道出身卑微。是所謂“為衣為儒，不恒其業”小地主家庭的兒子。
然而馮道生逢其時。
馮道生於公元882年。時黃巢占領長安。
本來，如果沒有黃巢，如果沒有後來的“白馬之禍”，像馮道這樣貌不驚人、才不出眾、出身卑微的人決無可能有任何出頭之日。時勢給了馮道機會。
馮道23歲出道，在幽州盧龍節度使劉仁恭屬下任幕僚。3年之後，劉仁恭之子劉守光發動兵變，將劉仁恭囚禁，自任幽州盧龍節度使。馮道未參與兵變，不明就裏，卻由於客觀上的中立位置，糊裏糊塗地被晉升為參軍。
26歲出任高職，換了任何人都不免會有些春風得意，忘乎所以，馮道亦如此。更糟的是，他不是“忘”乎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兒，根本就不知道個人，特別是文人，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的位置，反而愚蠢地當自己是顆“蔥花”，在哪兒都可以熗熗鍋！
時朱溫代唐建梁稱帝。李克用與朱梁對立，稱晉王。各地軍閥紛紛稱王稱帝。劉守光則自號大燕皇帝，並欲進攻附近與晉結盟的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馮道年輕，尚知一個忠字，尚自傻呼呼要“在其位，謀其政”，遂以參軍身份麵諫劉守光，直截了當反對出師。
結果，理所當然的結果，劉守光拒納馮道之諫，將他投入監獄。
這一升一降，對馮道來說，應該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教訓。
馮道並不聰明。但當時時代賦予當時文人一個特點，便是轉得快，跟得上。轉不快，跟不上，就要被淘汰，被甩出去。馮道恰恰具備這一特點。於是他高明。
經友人救解釋出後，馮道立刻棄“忠”字如敝屣，舉家潛遁，奔入晉陽，投靠晉監軍張承業。經其推薦，作了李存 掌書記，而將燕之虛實合盤托出。
人貴有自知之明。馮道終於明白自己吃哪婉飯後，在沙陀人李存
帳下通文者甚少的環境中，謙虛卑恭、小心翼翼地做一些筆墨功夫。在不越軌不張揚的原則下偶爾顯露些須文人、儒士的風采。他做文章很用力，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力求四平八穩，品味俱佳，他的地位聲望也因之漸長。他處世待人平和中庸，事不關己，不聞不問。而關鍵時刻於國於己不得不諫的時候，他則會婉言、明白地講出一番道理來，使主上欣然納諫的同時，賞識他的識見與才幹。
晉梁夾河對峙之時，一次，郭崇韜提出軍中非軍事人員過多，請求裁減。李存
怒對馮道道：“我無非想使願為我效命的人有口飯吃！連這點事都作不了主，我還留在這裏作什麼！爾速起草文書，河北三鎮，即由他三軍將士另舉一人為帥，我自回晉陽，給他讓路便了！”
馮道捉筆，遲遲不下。李存
愈加暴躁，催促快寫。馮道再拜道：“遵命擬令乃臣之責，主上有命，臣敢不從！然主上今欲平梁，此令一出，軍心不免搖動，若敵偵知，以我君臣不和，後果更屬不測。願吾主三思！”
恰好此時郭崇韜前來謝罪，一場風暴就此止息。
馮道運氣不錯。李存
終於登臨帝位。馮道的地位也隨之升遷，官居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後加翰林學士。兩年以後，馮道父亡，解任回鄉居喪3年。這3年間，馮道恪守禮規，結廬枕塊，粗衣布食，親耕自樵，廣做善事。說也奇怪，那個時代，在朝中，文人欲堅持禮義、有所作為，即為君主不容；在野中，文人欲克己複禮，有所不為，則為君主敬重。文人在野，沽名釣譽，成為時尚。馮道此行，是否是追逐時尚。以有所不為而致有所作為呢？不得而知。
公元926年，馮道服除，返洛途中到達汴州。
此時，後唐國中正逢大變。李嗣源陣前被亂軍擁戴為帝，從北麵南攻洛陽，大軍正向汴州開來；李存聞訊欲斷其南歸之路，率大軍亦正從西麵疾赴汴州。
兩路大軍尚在途中，汴州何去何從？總不能首鼠兩端……
知汴州孔循心神俱亂，急向馮道討教。
馮道略一沉吟，支出一招。這一招足以使天下人目瞪口呆——它不是別的，正是首鼠兩端！
於是五代史上，上演了一出曠古未有、令人叫絕、又十分具有典型性的鬧劇。
兩路大軍如風發如電掣如雷奔如河決，向汴州賭賽般疾馳而來。
兩個文人既遣使向西恭迎，又遣使向北輸款。他們下令將西、北兩座城門大開，同樣做好歡迎準備。而後安坐城中，等待誰先到達便投向誰。
沒有是，沒有非，沒有忠，沒有義，怎樣都可以，誰來都一樣。這似乎是一場聽天由命的賭賽。
然而細想，其中卻大有深義。馮道悟到並受用非淺的深義。
表麵看，先來後到似乎是偶然的，實際上卻具有必然性。先到者，在裝備、兵員、指揮、軍心、士氣、糧餉、實力上都略勝一籌。表麵看，投向先到者，似乎是聽天由命。實際上，投向實力強大的軍人集團，正是馮道們自己的選擇。
選擇的依據不是道義，不是別的，是實力。這實在是當時馮道之流反傳統之變態文人的最好注腳。
賭賽的結果，李嗣源捷足先登。馮道等棄故君李存為敝屣，舉行盛大儀式，隆重迎接素不相識的李嗣源入城。
李存黯然離去。返回洛陽後被亂軍所殺。
李嗣源做了皇帝。馮道等如願以償，升官晉爵。
一場鬧劇結束了。更多類似的鬧劇，還在上演，還在繼續，還正在拉開序幕。
在這些鬧劇中，以馮道為代表有學識有頭腦的文人，那樣輕易地將自古以來中國士大夫視為生命引為驕傲的氣節、忠義、原則踐踏在腳下，那樣輕易地將自己的恩主以卑鄙下作的手段出賣、拋棄、毀滅，不但使當時的人們震驚、困惑，也使後世的人們擊案歎息。
真正是世道大變了！
但是，就馮道之流所起的曆史作用而言，他們決不隻是鬧劇中一群上竄下跳的白鼻子小醜。除了深層意義上，他們以自己的實踐大膽批判傳統、試圖嚐試建立新的道德與價值體係之外（當然最終淪於失敗），即使在武人政權改弦更張，在種種陰謀、兵變、奪位以及駕馭臣民、治理天下的過程中，他們仍然實用主義地引經據典、出謀劃策，發揮著武人代替不了的文人的作用。盡管必須強調指出，這種作用緊緊依附於武人政治。
李嗣源時期，馮道官居刑部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他出身卑微，在講究門第的南唐本沒有受到重視，一些門閥貴族更向他投去輕蔑鄙夷的目光。而他不妨礙任何人的不高不低的地位、他所表現出來不與任何人爭強的、不偏不倚的品性，卻使他因禍得福，使他反而在需要折衷、平衡各派力量的時候，不費吹灰之力，無可爭議地登上了宰相的高位。
時南唐最高領導層內部鬥爭激烈。李嗣源寵任樞密使安重晦。
安重晦弄權冤殺另一位宰相任圜，以孔循為左右手，呼朋引類，將崔協和鄭玨推薦為相，崔協死後即以自己的義子趙鳳接任，權傾朝野。而不久，安重晦、孔循又開始爭鬥。經安重晦薦舉入宮的王德妃，作為回報，欲令皇子李從厚娶安重晦之女為妃。恰孔循也有一女，正自運動嫁李從厚之事，聽說，便急誑安重晦道：“公職居近密，若與皇子為婚，恐遭主忌，反將外調。”
於是重晦固辭。王德妃話已出口，不免下不來台，訕訕然而惱怒，孔循則乘機將己女進上，李代桃僵，成就了一段姻緣。安重晦察知實情，大怒，將孔循外放出京。李從厚既娶孔循之女，孔循乘便入朝，厚賂王德妃左右，乞留內用。安重晦再三奏斥，仍將他攆回外任。
皇侄李從燦為皇城使。李從燦酒醉後一時忘情，戲登禦榻。此一節安重晦不但對朝臣，對皇族也同樣跋扈。李嗣源親征時，曾留人人均知純係醉酒，因從無糾參。不料已1年之後，安重晦卻不知何故，舊事重提，以為借口，將李從燦貶竄賜死。
馮道為相，對於這些，不要說仍然不偏不倚，幹脆根本就是不聞不問。整日煞有介事在識字不多的主上同僚麵前作一些無關痛癢、全不費力、卻顯示學識高深的表麵文章。如為李嗣源講一段警諭，說說勝利者要居安思危；背誦一段唐詩，談談為君者要體恤百姓的困苦；空洞抽象地解釋解釋“仁義”等等。又如委任學官田敏等人，以石經為準，重將儒學經典雕版印刷，以糾正當時流行版本的謬誤等等。使李嗣源等對他肅然起敬。
不聞不問不等於心中無數。關鍵時刻，馮道當然會不失時機地表態、站隊。
當安重晦奏告李嗣源養子李從珂蓄意謀反，李從珂赴闕自辯，李嗣源不容分說，責令歸第時，馮道本能地覺察到這是一件舉足輕重的大事，一反常態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劾奏李從珂，請加罪譴。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高明的馮道，還是不高明了一回。他選擇錯了。
他隻知為君大忌乃子弟謀反奪位，隻看到安重晦上有皇帝撐腰，下有滿朝黨羽親信築網，是無可爭議的實力派，卻沒有想到，安重晦已犯了大忌中的大忌——相權蓋主。
如果把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曆史看作一盤菜，君權與相權的相互消長則是其中關鍵的調味品——鹽。自有菜肴就有鹽。過淡，過鹹，均無法下咽。皇帝是至高無上的專製者，卻又不可能事事躬親，則需有臣輔佐。臣之總首領便是相。春秋戰國以來其名稱五花八門，有相、相國、宰相、丞相、庶長、令尹、左庶長、大良造、左右仆射、平章事、同平章事、大學士、內閣首輔、軍機大臣等等。相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既是政府首腦，又是天子之師。雖然自秦朝始便確立了“申君屈臣”、“君尊臣卑”的格局，雖然為君者采取“獨裁”、“多設宰相”、“不設宰相”、“轉設機要秘書班子”等各種辦法抑製相權，但由於宰相擔負的實際無所不包的職責，相應產生的幾乎無所不至的權限，使君主往往被架空，被高高供起，僅作為國家的象征和維係力量存在。而若處於王朝末世，各種矛盾激化，內憂外患，君主長於深宮，不諳世事，恰又年幼，權相則往往取而代之。
安重晦權已重到不再、也沒有必要對“主上”表示任何精神上的謙卑，這使李嗣源震驚、憤怒，不但不能釋懷，簡直不能忍受。
一次李嗣源愛將泰州節度使溫琪入朝。李嗣源曲意對安重晦道：“溫琪是舊人，應擇一重鎮，任其為帥。”安重晦不當回事，道：“現下並無要職，待日後再議。”李嗣源按捺了1個多月，又向安重晦提及此事。安重晦竟惱羞成怒，勃然道：“臣已奏明近日無缺！若陛下定要簡任，便將老夫樞密使給他罷！”
一次，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晦互訐。李嗣源溫言對安重晦道：“朕擬付卿一鎮，暫事休息。為避嫌疑，卿之兒女親家樞密副使張延朗也令他暫赴外任，卿看好麼……”“陛下說何等話！”安重晦不待李嗣源語畢，即聲色俱厲地質問，“臣出生入死隨陛下數十載！陛下龍登九五，又得掌機要三年，所幸天下無事，一旦將臣擯棄，移徙外鎮，臣罪在何處？敢乞明示！”安重晦也錯了。在“君相之爭”的較量中，從來君，就處於根本性的優勢地位。君可選相，君亦可罷相。特別是像李嗣源這樣的君——既非長於深宮、未見過陣仗而聽人擺布的黃口小兒，亦非隻知荒淫享樂、不握兵權、不識軍政的昏庸之人。李嗣源是身經百戰，自統軍隊打出來的天子，何能容得安重晦喧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