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指數基金和ETF產品數不勝數，但我認為還有一種指數投資者需要的投資方式尚未以合適的形式出現，即有效資產分配指數。加裏·布林森（Gary Brinson）在1986年的一份劃時代的調查中發現，如果忽略費用（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不會這樣做），在投資組合的季度回報中93.6%的變動是由於投資組合的資產分配問題，而不是由於個人的證券選擇問題造成的。由於指數基金是“非管理型”產品，它們就像沒有木匠或設計師指導的工具，隻是機械地發揮作用。實際上，我認為整體股票市場指數（也包括所有股票指數）的一個重大缺點在於，它無法回答投資股票是否值得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博格和先鋒公司可以回答投資者的是，在扣除經營費用之後，先鋒整體股票市場指數產品的表現優於絕大多數股票基金，但也僅此而已。他們無法在2000年3月和2007年10月告訴人們股市會由盛極走向崩潰。通過引入股權風險溢價的概念，有效市場假說及其伴生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可以回答“為什麼投資股票”的問題，其答案是，和債券相比，在股票產品上承擔額外風險的投資者會得到更大的利潤回報。因此，那些能夠承受較大波動性的長期投資者應當總是更多地投資股票而非債券，不管這兩類不同資產類別當時各自的估值是多少。按照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分配投資，是根據資產類別的以往表現、以往波動性和以往相關度來確定的，這些因素最終都源自資產類別的曆史價格運動，而不是對其潛在業務或經濟基本麵的當前估值。可是盡管如此，每一隻共同基金的招股說明書上仍必須標明這樣的法律聲明：“以往投資表現不能保證未來投資結果。”
當然，經過了兩次嚴重股市崩潰，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也受到了人們的質疑，甚至連我自己都這樣想。我的觀點是，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和有效市場假說其實不過是一種戴上了社會科學麵具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其本質是這樣一種基本信念，即長期來看股票總是會上漲的，投資者是理性而有效的資本分配者，長期來看他們總是會為自己承擔的理性風險獲得相應的回報—這種感覺就像基督教的上帝總是會獎賞那些追隨者以來生一樣。把這種推斷放大到整個社會，由於這些思想在自由意誌論者眼中就是真理，他們必然會通過科學方法來證明資本市場可以自我糾正，完全不需要政府或社會任何形式的幹預。顯然，這種推斷帶來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因為它不但讓個人投資者失去理性，成為糟糕的資本分配者，而且讓企業和金融代理人對理性分配失去了興趣甚至是行動能力。
實際上，在1968～2009年的41年中，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的股權風險溢價模型隻是近些年受到了冷遇。阿諾德在《指數產品報》（Journal of Indexes）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股票投資者在20年期國庫券上根本沒有獲得多少可觀的回 報溢價，盡管如此他們仍承擔了大量業務風險，經曆了回報的高度波動。10當然，這樣說並不表示債券就是優於股票的投資選擇。實際上，經過多年強勁表現之後，2010年債券投資卻變成了一項糟糕的選擇。然而即使是這樣，正如1999年的股市泡沫一樣，投資者仍瘋狂地把巨額資金投向債券產品。有鑒於此，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一種合理的方式，能讓指數投資者在股票、債券、現金和其他產品之間對資本進行有效的分配，同時又不會受到股市泡沫的連累。
雖然所有的證據都表明短期市場時機不會發揮作用，但是對於本傑明·格雷厄姆支持的基本麵估值原則，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長期戰略性和戰術性資產分配行動仍然無法令人信服。如果2000年3月股市應用的不是有效市場假說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而是上述原則的話，當幾乎所有其他資產類別和股票市場板塊（包括所有債券、小盤股股票、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國外股票、國庫券和貨幣市場基金）用基本麵指數來衡量都非常便宜的時候，除非股票指數投資者希望繼續參與博格一向反對的投機操作，否則投資價格被高估的美國股票市場就變得毫無理由了。在2000年3月的股市頂峰，當標普500指數的市盈率高達30倍時，股市留給傻瓜投資者們的唯一收獲就是投機行為本身了，因為隻有他們會繼續大把投錢買股票，希望股市能夠繼續向前猛衝。有一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2000年3月，市場上推出了一隻無風險一年期短期國庫券，收益率幾乎達到6%，相比之下，當時標普500指數基金連3.3%的收益率都很難達到。即使是這3.3%的收益率，也是企業通過在財務上做手腳虛報而得的收入—回顧當年，從基本麵觀點來看這種“理性”選擇似乎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