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敷先生，可惜了，你為何不早說呢？”前吉字營統帥、現賦閑在家的一等威毅伯麵露喜色地問。
“打下安慶時，我由廬山來到黃石磯，在紫荊觀住了兩個多月，本擬伺機進言，後在江邊偶遇王壬秋。他說起大人連送他三個‘狂妄’的事，我隻得打消這個念頭。打下金陵後，我又去了棲霞山，後來看到湘軍幾乎被裁盡，大失所望，從此不想再見大人了。”
“廣敷先生，事情難道真的可為嗎？”嚴守自己信仰的理學名臣不自覺地發出了這個提問。
“怎麼不可為？”陳廣敷堅定地反問，“湯武革命，順天倡義，三千年來史冊讚不絕口。劉邦斬蛇起義，李淵起兵反隋，趙匡胤陳橋兵變，朱元璋驅趕韃子，從來都認為是正義的行為，沒有人指責他們是叛臣。自從滿人入關以來，二百年間，漢人的反抗從未間斷過，隻因康乾所謂的盛世帶給百姓以微利，才苟延至今。然自嘉慶朝以來，滿人之腐敗日見明顯。到了道光末造，外辱於四夷，內爛於十八省，神人共憤，才有了洪楊之亂。鹹豐帝耽於酒色，荒廢國事，女主垂簾十年來，舉措倒置，普天之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百姓莫不翹首盼望我漢家再出英雄，驅除膻腥，複我神州。大人手握十多萬雄兵，本可挾滅長毛之威，一舉而克北京。隻可惜大人囿於忠君敬上之小節，無視拯國救民之大義，更加上大人稟賦拘謹怯弱，終於隻為保己身及曾氏一門的安全而裁撤湘軍，自剪羽翼，失去了大好時機，辜負了億萬百姓的熱望，為史冊留下一樁永不可挽回的遺憾！”
曾國藩聽了目瞪口呆，想不到自己奉行了幾十年，一生沾沾自喜、以為可以流芳百世的忠君敬上，竟然被這個方外人譏為“小節”，難道說，讀書千萬卷，竟沒有讀通麼？曾國藩茫然不解，曾國荃卻說：“先生所論，實在高明極了。”
“大人，到了今天這個時候，山人我不得不直說了。一家一姓，國家兆民，兩者相比，孰重孰輕，孰大孰小，這對普通人來說，是個不難回答的問題。然而許多讀書明理的大人君子卻常常愚昧得很，他們之所以在這件事上表現出愚昧，並非識見不夠，乃由於私心所充塞也。大人幾十年來，孜孜矻矻苦讀詩書，克己複禮砥礪品行，身先士卒統率湘軍，夙夜匪懈以勤政事，但這一切，都被‘忠君敬上’所匡限。若在盛世，此誠可以附驥尾而行千裏，伴麗日而照後世，可是大人生不逢時。今者，愛新覺羅氏置國家於水火，令兆民遭塗炭，朝廷正可謂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朝不保夕，行將就木，大人欲滅長毛後而使滿清中興，豈不是緣木求魚，又好比南轅北轍。孟子說得好，‘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吊民伐罪，征討寇仇，有何不可？大人要問山人對您一生的批評，批評就在這裏：幾十年來，一直囿於忠於一家一姓之小節，遺忘了拯救國家百姓之大義。千秋史冊，或許會說大人是愛新覺羅氏的忠臣，但很可能不會認為大人是光照寰宇的偉丈夫。”
這一段話，說得曾國藩似有大夢方覺之感。他想起自衡州出兵前夕王闓運的暗室密談，到金陵打下後彭毓橘等人的大鬧公堂，其間不知有多少人說出推翻滿人、自立新朝的話，但所有人的立論角度都與陳廣敷的不同。他們都是從不能受製於人、要自己做皇帝的角度出發，誰都沒有像廣敷先生這樣，從天下百姓的利益著眼。是的，廣敷先生說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至大至公的道理，的確不能為一家一姓而犧牲國家兆民。可惜，這一切都晚了！也可惜，這一生六十個春秋，早已把大清朝忠臣的形象鑄定，曾國藩不可能也不願去改變了。
像看出了曾國藩心底深處的秘密似的，陳廣敷又說出一番話來：“山人所言頗為急切，其實，十年前，壬秋先生為大人所謀劃的自請入覲，對大人來說，實在是一個兩全其美的上上之策，可惜大人未及細究，便以‘狂妄’斥之。不是山人作事後諸葛亮，倘若大人當年少考慮些一己得失，多想些國家長遠利益，毅然率師進京，實行兵諫，抬出‘祖製’這個尚方寶劍來，諒兩宮太後不敢跋扈。肅相、恭王和大人內外攜手，定可將國家置於磐石之上，決不會出現今日分崩離析之狀。雖然依舊是滿人坐江山，但百姓至少可過幾天安寧日子；對大人來說，既是大清朝的忠臣，又是給百姓帶來實惠的救星，日後在史冊上的地位定然不低。”
曾國荃拊掌笑道：“廣敷先生，你這些議論，句句都與我的心思暗合，你為何不早一點到江寧來呢？”
廣敷歎道：“這都是天數。天數注定我華夏文明之邦要遭受劫難，這劫難大概在幾十年內還不會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