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學生會邀請日本有名的“憲政之神”尾崎行雄來演講。慕名而來的留學生不下千人。尾崎行雄在講到一個中國問題時，有幾句諷刺中國的話語。鬱達夫待這一段講完，起身用流利的日語，有禮有節地對尾崎行雄進行了反駁，博得了留學生們長久的掌聲。而尾崎行雄聽完鬱達夫的陳詞，當場道歉。
一天晚上，鬱達夫和郭沫若到泰東書局去了解《創造》季刊的銷售情況。雖然銷售數據還不錯，但二人還不滿意，頗感在世間的孤獨悲哀。於是二人醉酒一場，然後相攜跌跌撞撞地回住地。路上，郭沫若感傷地稱二人為孤竹君，最後會餓死於首陽山。鬱達夫則大罵洋人和資本家，還衝到馬路中間，衝著奔馳的汽車，舉起手做手槍狀，連連痛擊。
鬱達夫在北大任教時，和青年學生親如兄弟，經常請學生吃飯，和他們討論。學生有時候在鬱達夫住處討論晚了，就一起橫七豎八地倒在鬱達夫的床上蓋被同眠。
一天，鬱達夫收到一個叫沈從文的陌生青年的來信，訴說自己人生的苦悶，同時也因為窮困向鬱達夫求助。於是，鬱達夫馬上趕到沈從文的住處。正在旅館破被裏冷餓得瑟瑟發抖的沈從文，沒想到鬱達夫這麼快就趕來，激動不已。鬱達夫將自己的圍巾摘下給沈從文披上，並立刻請他吃了一頓飽飯，還把身上的餘錢都給了他。因為還得趕回北大上課，鬱達夫未能深談即離去。但晚上回家，鬱達夫執筆到深夜寫了著名的《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指出社會對青年的種種不公，這篇文章在青年中激起了深深的共鳴。
鬱達夫對蔣介石及國民黨反動派深惡痛絕。蔣介石及其爪牙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為拉攏鬱達夫，托人叫鬱達夫去幫助整理黨務，或者去南京國民政府做個委員，均被鬱達夫拒絕。
在蘇門答臘，鬱達夫被迫給日本憲兵隊做翻譯。他利用此機會為華僑和印尼人做了不少好事。一次，日本憲兵破獲了印尼共產黨的一個機關，搜到一份捐款人名單，牽連很廣，一旦如實告知憲兵隊，該共產黨機關後果不堪設想。鬱達夫卻指著名單對日本人說：“這窮鬼，放高利貸，五盾十盾地放！”憲兵隊一聽名單沒有絲毫價值，立刻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機關的幾個印尼人後，揚長而去。還有一次，有個棉蘭大僑領帶著幾個華僑，奉棉蘭日本憲兵隊的命令，前去緝拿陳嘉庚。他們前來憲兵隊要求協助。這群人不懂日語，於是鬱達夫翻譯時故意加了不少惹惱日本人的話。日本人將這幾人痛罵了一頓趕走。鬱達夫將這幾人遣送到外麵，對他們說：“你們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了嗎？中國人為什麼要捉中國人？快滾回去，以後不要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