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接下來說：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王冶秋同誌陪周總理來到大同，主要是安排山西方麵做好接待蓬皮杜總統遊覽雲岡石窟事宜。完成接待任務後，王冶秋沒隨總理返回北京，而是南下太原，見了當時省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具體布置重新啟動侯馬盟書研究的事。
我最近看了一份材料，是說王冶秋的，這個人很了不起，對新中國的文物事業有大功。安徽霍丘人，父親是前清拔貢，民國初年在幾個地方任過知縣，在王冶秋少年時即去世。王冶秋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共青團北京市委秘書、霍丘縣委書記。三十年代初，參加左聯，與魯迅有過交往。還在馮玉祥身邊，當過教員兼秘書。新中國成立後，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局長，國家文物局局長、一九八七年去世。王跟山西有很深的淵源，三十年代中期，曾在山西的大同省立三中、太原的進山中學、運城第二師範學校教過書，山西有許多黨政領導幹部是他的學生，比如趙宗複就是他的學生。“文革”前，我是山西考古所的所長，他是文物局的局長，那時我就跟他打過交道，他知道我這個人的本事如何。
韓：你怎樣從牛棚裏出來，以前都講過了，隻是我後來又發現個小小的疑問，就是王冶秋來山西後，讓你整理盟書已成定局，可我在新版《侯馬盟書》上，降大任先生寫的《“侯馬盟書”研究綜述》裏，看到這樣的話：“幸有王冶秋先生來山西考察考古工作，經過疏通，才抽調他參與盟書材料的綜合整理工作。”這兒既說疏通，該是你自己主動做了些什麼事吧。
張：這是那個時期的怪事。王冶秋雖跟省革命委員會的王大任同誌說了，可我畢竟還在審查之中，問題是大是小王冶秋並不清楚，他的話隻能說是建議。當時在文工委裏還有那麼一些人，未必想自己參與盟書的整理，卻是十分不願意張頷參與此事。單位革委會負責人是部隊派來的，不了解具體情況，隻聽信跟前幾個人瞎嘀咕。我知道這個情況之後，也很著急。別的事耽誤了沒什麼，這事耽誤了會後悔一輩子，因此我也要竭力爭取，托人向革委會負責人說明情況。這就是大任文章中說的“疏通”吧。“文革”耽擱了那麼幾年，我已“馬齒徒增五十四”，實在不敢讓他徒增五十五、五十六了。
韓：還有一事我不太明白。你們整理盟書，明明就在文廟後麵的文物倉庫裏，為什麼你的詩裏說“待罪侯馬繹盟書”，給人的感覺是你在侯馬待了很長時間，整理盟書是在侯馬進行的。
張：哈哈！你真心細，還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呢。這是對那一個時期的整體概括。我不是去侯馬挨批挨整了一個多月嗎？說待罪侯馬該不是誑語。全句是說，以待罪之身繹讀侯馬盟書。詩裏的句子，不可機械地理解。
韓：不是較真，是想弄清史實，還是說說整理盟書的事吧。
張：這是個枯燥的事兒。沒什麼好說的。我這兒有一本《盟書燃犀錄》，是我當年整理盟書時的日記本，也可說是記事本，大大小小的事情，對每個字的辨識，都在上頭寫著，今天咱們先談別的，這個你拿回去慢慢看。
說罷，又要去衛生間，又說了慣常說的那句笑話，“年來無有長進，唯善小便耳”。
趁此機會，我隨意地翻看起《盟書燃犀錄》，另有副題《侯馬盟書觀察及思考日記》，上下兩冊。上冊扉頁，題名下另有注釋：“即從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從牛棚中放出來，投入對盟書的綜合整理）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止對盟書的觀察及思考日記。其中有對盟書觀察的方法與手段。”
正文中，對古文字的考證，不是我能理解的。一時的感覺，覺得所謂的考證，頗似一種高等級的猜謎遊戲，又像是一種玄妙的造字工程。我這樣說，將來張先生看到這裏，一定不會同意，但是，不管多麼莊重的學問，也架不住一個一竅不通者的胡思亂想。思緒的離奇，不光與熟知有關，或許與無知更有關。
公允地說（我能公允嗎），張先生的記載，絕不僅僅是一種程序複雜的辨識，有時還是一種科學的試驗。比如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就有這樣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