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本上有土花，摹本字不多，基於這個條件，似用硬水（在無蒸餾水的情況下）燙滌，其效應：
①土花入水，四出奔散，如奔星散索；如再將標本在水中搖涮，其結果土花盡無，隻留酸鈣質朱書，由暗轉亮，較前清晰；
②在水中用吹管吸水噴射，字跡宛然無損；
③出水後二十分鍾標本已幹（無水花隻有濕氣），用放大鏡觀察。摹本中摹十六字，現在能看到二十三字，還有半個字者八個，不計在內。
現在放到盆內，明天看全幹後的效果。
因為當時處於“文化革命”中，整理盟書隻能算是業務工作，政治學習是誰也不能耽擱的。比如二十八日就有這樣的記載：
1、上午看病。
2、下午學習（陶通知張學習《國家與革命》）
這裏的陶當是陶正剛，張當指張守中或他自己。有時也記下他們之間的不同意見。比如二十九日就有一句：“因守中未同意我的意見，摹本中筆道未順，故後來我放棄此意（此段為後補）。”每天的所作所為，事無巨細，均有記載。比如二十九日這天還記有：
1、今天下午小陶買台燈。這時才有了台燈，用一百光燈泡。
2、小陶打開了兩個箱子，準備揭取。
順便還記下當天的國家大事：十大公布。
張先生從衛生間回來了。見我在看《燃犀錄》，說你回去看吧，趁這會兒精神好，給你說說做學問的方法。特別強調，這是他自己摸索出來的，不是哪個書上寫的。我推開《燃犀錄》，取出筆記本。
張：我的辦法是，不管做什麼學問，先立個簿子再說。所謂立個簿子，不是簡單地訂個簿子記事，而是給個分類，給個係統。寫人物，就是做年譜；寫曆史，就是做紀事本末；研究古字，就是做個字典或字譜。這個辦法是我從字號裏辦事上悟出的。字號就是商店，字號裏不管辦什麼事，都講究立個簿子。有了簿子，再瑣碎再麻纏的事，最後都是清清楚楚的，可說毫厘不爽。什麼事情，清楚了，也就明白了。辦事是這樣，做學問又何嚐不是這樣？能清楚的，自然就明白，能明白的，自然就是通了。學問上的事，不管多少，關鍵是個通字。而通的關鍵，則是清楚。所以人們說“清楚明白”，沒有人說“糊塗明白”的。立個簿子，就是要弄他個清楚。這本《盟書燃犀錄》上下兩冊，就是我為繹讀侯馬盟書立的簿子。有人說盟書文字是他研究出來的，隻要他能拿出這麼個簿子，我什麼話也不說了。
韓：張先生這個辦法，真是個好辦法。尤其是說，做學問跟辦事一樣，太精辟了。好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要麼把做學問看得太簡單，要麼看得太複雜。看作辦事，是既不簡單也不複雜，可說是恰如其分。平日怎麼辦事，就怎麼做學問。吾未見辦事精細而做學問粗疏者也。反過來也可以印證，古代以科舉取士而委以軍國大任，往往勝任愉快，這是把做學問的本事用在辦事上了。隻是我不明白，過去已有沁陽盟書，而你最初發表的文章中，隻說是“朱書文字”，怎麼不確定是盟書呢？
張：郭老的材料全是我們提供的。當時我也想到盟書，還是學識不足，不敢做決斷。在這上頭，大家就是大家，郭老就是郭老，不佩服不行。
正說著，降大任先生來了。一進門雙手抱拳拱了拱，說實在抱歉，來遲一步。我說，你老兄說到自己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今天你來遲可不是一步，至少也是兩步。大任忙改口，來遲兩步，來遲兩步。
坐定後，大任說，說到哪兒了，你們接著說吧。我說，你來了，那就隻能是你來說了。
凡聚談有大任學長在場，我這樣的角色，隻有洗耳恭聽的份兒。在山西文化界，大任與張頷先生、林鵬先生三人，相交甚篤，相知也最深。三人中，數他年齡最小，數他學曆最高，長期交往，耳濡目染，觀察就是研究，聊天就是傳授，幾乎是天然地取得了對張林二公的詮釋權。大任學長還有一樣過人之處，善作舊體詩，這一點最對張先生的脾胃，彼此常有唱和。我最愛聽的，還是大任在林先生府上的高談闊論，在張先生這兒，要乖巧許多。想到平日落拓不羈的大任先生，還有這樣的禁忌，不由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