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部書，可說是當代考古學界、古文字學界的一部傑作，經典之作。難怪出版後一直受到學界極大的推崇。書中最讓人折服的是《侯馬盟書叢考》中的文字，一是《“子趙孟”考》，一是《曆朔考》。
韓：能不能把這兩篇考證文字講一講。
降：《“子趙孟”考》太複雜，就不說了，我給你說說《曆朔考》。這篇文章，主要是考訂“宗盟類”盟書中一條盟辭：“十又一月甲寅朏，乙醜敢用□告於丕顯晉公。”究竟是公元紀年的哪一年。
這條盟辭意思是，在十一月甲寅這一天，見到新月，又在乙醜這一天，用牛牲向晉公亡靈祝告。張頷指出，古籍律曆文獻中“朏”往往假借為霸或魄，指每月初三。這一說法是概言之，並不精確。晚清王韜《春秋曆學三種》，是一部重要的曆學著作，據其中《春秋朔閏表》記述，魯定公十三年至魯哀公六年（公元前四九七年至公元前四八九年）這八年中的月朔情況，惟有魯定公十五年（公元前四九五年）正月癸醜朔日最為相當。而此年正月初二即甲寅之日，與盟書所載“甲寅朏”適相吻合。張先生注意到了春秋時曆法比較混亂的史實，根據當時晉國奉行夏曆的傳統（啟以夏政），與魯國所奉周曆相較，即夏曆十一月為周曆（即魯曆）正月，而盟書所雲“十又一月甲寅朏”，在魯曆則正是“正月甲寅朏”。這與王韜《春秋朔閏表》所載時間序列完全一致。由此可推定這件盟辭記錄的時間，為晉定公十六年（公元前四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而證以史籍，這一時段正是趙鞅與範、中行氏激烈鬥爭的時期。此外，文章中還說明了盟書以“朏”紀月相，與古籍用“朔”不同的可能性，分析了此中的原因。這篇文章涉及了古曆法的知識，非專家不易知。文章極重要，對考訂盟書產生的曆史年代，對確認當時的曆史事實具有重要作用。
說到這裏，大任得意地揚了揚他那不大的腦袋，雙眼微眯，似乎為自己的好記性、好口才而陶醉了。
我暗暗驚異，大任真是不負才子之名。在山西大學曆史係上學時，大任就是全係乃至全校公認的才子。離校三十多年，一直在文化界工作，當過出版社的編輯，後來調到山西社會科學院，不幾年時間，就成為該院首席文化學專家。平日交往，我最佩服的是他的口才，可謂辯才無礙。最大的特點是，文章像口語一樣酣暢，口語又像文章一樣嚴謹，若據此以為他是“學生腔”那可就全錯了——隨時會蹦出一句太原腔的粗口。
此番在張先生府上，說的又是《侯馬盟書》，自然滿口全是學術詞彙，不時還有點小幽默。對大任的學問與口才，張先生也是很欣賞的。記得多年前，張先生寫過一首詩叫《二堆骨相·酬降大》，其中說“二堆骨相世無奇，降大詼諧我滑稽”。可見兩人平日相談的歡悅。
前麵說了這麼多，我知道，不過是引子，正經的談論還在後頭。大任重又點燃一支煙。他是唯一一個可以在張先生房間吸煙的客人。
讓我略略失望的是，這次大任沒有侃侃而談，而是移過《侯馬盟書》增訂版，翻到他寫的《侯馬盟書研究綜述》部分，頗帶幾分自負地說：我總結的這幾條，就很實在嘛。下麵的談論，一會兒是他的發揮，一會兒是照讀原文，好在他口才極佳，在我這樣對盟書毫無研究的人聽來，仍可說左右逢源，頭頭是道：
張先生的研究，不是單學科奇兵突進，而是考古學、古文字學與曆史學相結合，融為一體，多學科的相互參證。韓石山你該知道，王國維先生倡導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史學研究應以地下出土新材料與紙上材料互相印證，給史學研究打開了一個新局麵。二重證據法是近世以來，史學界公認的正確原則。張先生的盟書研究，嚴格地遵循了這一原則。跟一般曆史學家不同的是，他不僅有親事考古發掘的經驗，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還運用“標型學”對出土的每個玉片石片，詳細觀察記錄，對出土坑位、方向、深高及種種隨葬品了然於心，而且博引文獻，對照曆史典籍上的材料分析比較，使考古學與曆史學研究相互發明，相得益彰。
就說盟書年代的斷定吧，過去史學界有幾種說法，代表人物有郭沫若、唐蘭、陳夢家諸位，均堪稱一時大家。史學界對此，亦莫衷一是，張先生的結論一出，少有不折服的。著名古文字學家於省吾先生，在給張先生的信中曾說：“《侯馬盟書》等文章，早已盥讀過。但當時不知道哪篇是您所手寫的。其結論和郭、唐、陳之迥然不同，饒有發明，至為傾佩。”如果說當年隻是傾佩的話，現在可說是河宴海清，定於一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