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問是何方神聖？我急切地問。
張先生言道，就是先前跟你說過的，已成了天上一顆小行星名字的席澤宗先生。說罷撐持著站起，說他存有當年與席先生的通信，看看就全知道了。
取來了。說是通信，隻有席先生的回信，沒有他的去信。不過，從這幾封信中，仍能看出當年為探討盟書中的天時問題，晉京之間，信函交馳的情景。寫於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間，正是張先生整理盟書時期。
探討的焦點，集中在對“十又一月甲寅朏”的解釋。在這上頭，席先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一麵徑直說明，一麵又指示進一步探索的方法。比如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的第一封信中，席先生說：
關於侯馬盟書中的年代問題，您的見解似乎不能成立。據一九六六年《文物》第二期摹本，十六號坑第三號小玉片文字為：“十又一月□□乙醜。”“十又一月”是不能變的，晉用夏正，魯用周正，這也是肯定的。於是晉國的十一月，便是魯國的次年二月，與十二月聯係不上。再退一步說，晉國的閏月沒有放在年終，那就和十二月聯係上了。但是“十又一月”和“乙醜”之間的兩個字不清的地方，又怎樣能解釋成“甲寅朔”呢？在春秋期間，似乎沒有這樣紀日的方法，即先說月朔的幹支，再說當日的幹支。因此單憑這條月日的記載，來考訂其年代，恐怕很難，主要還得依靠其曆史內容了。
大概後來的信中，張先生說一個原先看不清的字，現在看清了，是“朏”字。又去信請教，席回信說：
《盟書》中的幹支問題，恐怕隻能作為問題提出，暫時不易解決。“甲寅”與“乙醜”之間模糊不清的字，若作為“朏”字考慮，似亦難成立。因為①與《尚書·畢命》中的“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不相當，其間沒有“越”或其他類似的字；②《畢命》係西周初年康王時的作品，當時可能還沒有“朔”的概念，故用“朏”，而《盟書》係春秋末年的作品，當時曆法已相當準確，“告朔”成了主要的禮節，“朏”已不用。《曆代長術輯要》中周敬王廿四年（魯定公十四年）的朔閏幹支如下……
到了一九七五年六月間，張先生寫成《侯馬盟書曆朔考》，寄席先生征求意見，同年七月十日席回信，先說來信及大作收到拜讀，繼說，盟書的曆史內容，隻聽您口頭說過一點，詳情不了解。單就這篇天文考證來說，覺得有以下幾點值得討論。
首先“十又一月甲寅朏”的“朏”字，是否完全可靠？有沒有可能是“朔”字？這一點請仔細考慮一下。
其次，朏是初二或是初三，遊移的時間範圍雖僅兩天，但年代可差出十年。若甲寅為初三，則初一朔為壬子，時間為魯定公五年；與您所定的魯定公十五年，相差十年。就是甲寅朏是初二，初一朔為癸醜，也還可以是魯定公十年。所以單用這個辦法，定不了具體年代。要用，就得把各種可能年代都列出來，然後用其他辦法再把別的可能年代排除掉，才有說服力。像現在這樣寫法，別人會說您隻顧一點，不計其餘。
此外，信中還提出幾點小的糾錯。比如“三月庚辰之日也”中“庚辰”應係“申辰”之誤。這幾點小的糾錯，在後來出版的《侯馬盟書》都改正了。對此信中提出的問題，張先生看信的當時，都有批語。第一段的批語是：“鐵證如山，無可動搖。”第二段是：“好得很！”對糾錯的批語不一，有的是“好”，有的是“查一下”。
多年來，對盟書年份的考證，隻能說漸趨認同，難說定於一尊。張先生盡可斬釘截鐵，一點也不妨礙他人持之以恒。在泰半靠推勘考證的古文字學界，理占三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再正常不過。即如張先生對盟書考證，按他自己的說法，該是“鐵證如山”了。且說那幾個關鍵字，一九六六年《文物》第二期上刊出的是“十又一月□□乙醜”，一九七五年六月寄席的《侯馬盟書曆朔考》上，就成了“十又一月甲寅朏”（與後來出版的《侯馬盟書》一致），我們總不好說經過近十年的時間，盟書石片上的文字經過一番魚龍變化更為清晰了，隻可說張先生和他的同事們的研究，更其深入也更其精細了。好在那塊珍貴的玉片，先後出版的兩種《侯馬盟書》上都有，有照片也有摹本。倘若某位高人據此考證出決然不同的結論，我一點也不奇怪，更不會據以低估張先生當初研究的價值。張先生坦然拿出席先生的來信，便是一份絕大的自信。
我說了自己的看法，張先生說：盡心力而為之，或有加焉。聽出來了，是《孟子》上的一句話。又吟了一首詩：
未濟終焉心飄渺，百事翻從闕陷好。
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
也聽清了。是清人龔自珍的一首詩。當年央視《大家》攝製組給他做節目時，末後也是吟了這首詩。
老先生有這樣的胸懷，我還有什麼多餘的話可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