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片翠綠，一下子就精神了！我自作聰明地說。
你看看，細細地看。張先生站在旁邊，輕輕地說，像是在勸導一個不用功的孩子。我看了，細細地看了，不就是一片普普通通的綠布條嗎？
你看看那圖案！張先生趨前一步，指點著鏡框裏的綠布條。
啊，這回看清了。這綠布條不是單色的，上麵有小小的白點，那些白點，每三個成一組，上下左右規則地，也是無限製地排列開來。三個白點，分別是三個圖形，一個是毛筆，一個是步槍，一個是帶把子的印，其寓意再明顯不過了，就是“文革”時期那兩句叫人聽厭了的話：“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杆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牢牢地掌握印把子”。真是邪門了，誰會有這樣的設計創意。再看那個詩箋，是這樣寫的：
阜東友好足清才，辛苦逶迤不得誌，
飄搖風雨十年劫，落難同在牛棚裏。
低眉強顏著輕裝，芳草萋萋綠衫子，
上有花紋出新奇，生麵別開誰設計？
印把筆杆與槍杆，一代興亡圖讖事。
於茲國運轉為安，烽火文革今已矣。
天生餘性好搜求，鉤沉探微發深義。
黃花明日皆文物，多見杜衡雜芳芷。
惠然肯贈翡翠，何以報之數行字。
詩題為《向友人乞得片羽》。
張先生說，那是一九七二年，還正亂著，他與一位姓足名叫清才的朋友在一起開會，他坐在清才同誌後麵，忽然注意到他新穿的一件衫子上，竟全是細小的槍杆子、筆杆子和印把子。當時覺得非常奇特，但也沒有動收藏的念頭。過了一年，出了牛棚，又想起這件事，想收藏他的花布衫，說衫子已破爛不堪，問可有成塊的布料，說這要回去問問他妻子。第二天來單位，果然拿來一塊下腳料，好在還新，正好可以剪出這麼一個長方形的條兒。看著感慨萬端，即興吟了這首詩。沒事了，將詩抄出，配上布條，裱好裝了框子。
真會製造文物啊！我說。
我是搞文物的，一見了什麼可能成為文物，總要想方設法保存下來。你看，還有個好東西！說著指指旁邊一個小幾上的錦緞盒子，上麵有題箋。我沒顧上看，打開了盒子，隻見兩個白搪瓷盤子，靜靜地躺在皺起的黃綾子上。這東西，我可不生疏，早些年說不定我家裏都用過。
你看那字！張先生說。
盤子上有圖案，紅色的，寬寬的邊沿上，每個都是一行字繞成圈兒，一個上麵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個上麵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真是個有心人，我心裏暗暗讚歎。問是怎麼弄下的，說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一個朋友家裏見了討來的。
沒有這樣的實物，多少年後，誰要是說當年我們的前輩就是用這樣的盤子吃飯的，後人保不準會說是誣蔑呢。它記錄的不僅是荒唐，而且是恐怖。轉過身來，又看到西牆上那幅畫軸，就是先前曾看過的，裝裱有王世英贈送的日月硯拓片的畫軸。在我看來，硯台固然是文物，這幅畫軸也是文物。有硯台的拓片，王世英的手跡，張先生的題詩，自自然然地組合在一起。
見我關注這幅畫軸，張先生神色黯淡地說：畫軸還在，硯台卻不見了。
怎麼？我驚訝地問，叫誰偷走了？
張先生隨手掩上房門，指指畫軸下麵的茶幾，說原先在這兒放著，不見了。後來一查，發現旋栻不見了，長平箭頭也不見了。
我說，記得你有一盒子長平箭頭呀？
張先生說，那些是普通箭頭，這個是放在一個單獨盒子裏，上麵還寫著李賀的《長平箭頭歌》。那個箭頭，三棱帶血槽，最是珍貴。還有我臨摹的侯馬盟書的石片，也不見了。唉，這些東西，該散的時候，總是要散的。說罷，默默地念叨著什麼，我以為他在發感慨呢，仔細聽去，竟是在默誦李賀的《箭頭歌》開頭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