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今天去張府，不光心裏裝著問題，包裏還帶著一些材料。我想談一個過去沒有接觸過的問題，就是從平日與年輕人的書信交往，看其人品學問。所以產生這個念頭，是不久前得到的一封信給了我啟發。訪談的好處是親切，缺憾是容易流於空疏，書信一類資料的引用，不失為一種救贖的辦法。
信是從太原師範學院姚國瑾先生那兒得到的。國瑾是我的朋友，一次去他那兒閑談，看到張先生給他的一封信，得到同意複印了。這封信透露的信息甚多，使我急於見張先生一詢究竟。信是這樣寫的——
國瑾同誌坐次：
大函敬悉。關於你對海南出版的《古史考》第九冊讀後感受，甚好。
竊以為錢玄同、顧頡剛諸先輩皆為一代通儒，在我國史學上創疑古一派，有其光輝的一麵，功不可沒，但對古籍文獻先設疑偽而作為前提，或有偏頗之失。至於當今某公，亦確為後起英俊，學識贍博，有逼薄先賢之勢，唯似暗於守盈持滿之道，過於自信，馳騁突出，欲創新徑自立門戶。但循名責實，實有難副事宜，遂惹起學界二三人士煩言嘖嘖，致傷嘉譽。憾焉！
關於斷代工程，所下之結論，尚欠紮實，但自信頗足，追求迎合滿足於政治任務，沸沸揚揚，喧囂於世，以招中外學者的指摘，亦必然之果。
清人龔定庵讀《易》終篇《未濟》後寫詩曰：“未濟終焉心縹緲，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古人雲：“立異標新，炫才揚己，君子所戒。”信然。不知國瑾以為如何？
順致
嘉安
張頷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鋼筆豎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稿紙，用背麵，整兩頁。
見麵後，幾句閑話說過，我將給國瑾的信呈上，先生粗粗一看，說這事還記得，國瑾是奠中先生和林鵬先生的弟子，有時也來這兒坐坐，談談學問。有次來，說起買下一套《古史考》，我問可有顧頡剛先生的文章，說有，在第九冊上，我說想看看，過幾天送來了，同時附一信，談對疑古派的看法。
韓：國瑾對疑古學派是什麼看法？
張：他是從征信上著眼的。對顧氏“層累地構成古史”的說法，認為有其合理的一麵，但不能說古史全是如此。那些故事性強的多半是，還有些樸拙的事例，就不是這樣了。恐怕正因其為信史才這樣簡略樸拙。“層累”說，對某些史實的勾稽還原是有用的，一概而論，怕就難說公允了。第九冊上，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的文章，此人乃疑古學派的大將，曾給自己起名為“疑古玄同”。看了兩人的文章，我覺得他們研究曆史的方法是有偏頗的，對古籍文獻，怎麼能先設疑偽，作為前提，再加以論證。你是學曆史的，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有何看法？
韓：前些年啟動的這一工程，以舉國之力攻克一學術難題，這種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這一做法的前提是，夏商周斷代這一學術課題本身並不難，先前所以沒有解決，是因為學者貧窮，誰也無法以一己之力攻下這一難關，適值盛世，國力充裕，有足夠的資金供研究之用，自然可以一舉拿下。事實上不是這麼回事。對於三代之史實與年份，從清代到現在，幾百年間一直有人在研究，焚膏油以繼昝，恒兀兀以窮年，不能說沒有成果，隻是難以得到學界的確認。這本來是很正常的。現在我們的一個副總理，去了一趟國外，覺得埃及、巴比倫的上古史都有確切的年份，而我們這樣一個古老的國家，雖有夏商周這樣的古史朝代，每一朝代卻沒有確切的年份起止，覺得是很丟麵子的事。回來上報中央，批下款子，就啟動了這個斷代工程，經過兩三年的攻堅，現在成果出來了，跟以前學界的說法差不了多少，仍然處於疑信之間，這怎麼能讓人賓服。
張：做學術上的事，總比胡花了強，還是要從好的一麵看。
韓：那倒也是的。還可以退一步說，讓學者胡花了，總比讓貪官胡花了強。你引用的龔詩，可說任何一個曆史研究者應當秉持不移的原則。
張：龔詩的胸襟，也正是我多少年來，在文物考古上所持的一種態度。簡略地說，就是孔夫子的那句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按說《易》這部書，記述史實，也推測未來，可它的終篇竟是《未濟》，不是很有意味嗎？天下事，以為已濟者，實則尚處於未濟之中。那種別人做不成，隻要我去做準能成的想法，本身就是狂悖的。如果當初不是那樣大張旗鼓地動員，信誓旦旦地預言，也就不會鬧到如今這種地步，遺笑世人，致傷嘉譽。學問上的事，一定要老老實實。
韓：過去人說，學問與人品是一致的，有人不信，說不老實的人也許更聰明，更適合做學問，更容易出成果。說學問與人品一致，不過是教人為善。不能說沒有這層意思，但主要的意思，還是說誠實正直的品行，更適宜於在學問上探求，也更容易做出成績來。別說為人奸詐、品行不端之輩，就是心性飄浮的人，要在學問上獲得大發展，也是很難的。我離開大學後，沒有從事過曆史研究，但一直關心史學界的事。有些人本來能成為一代大家的，就差那麼一個台階，總也邁不上去，不能不讓人惋惜。說到底，還是智不及此。我不是說具體哪個人，是說我對史學界的一點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