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即“豈道之外，又有法歟”的問題。文天祥說：古今帝王的功化證效雖有淺深遲速的不同，但同樣的是，他們的“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當天象和順、世道太平、百姓安康的盛世，堯、舜等明君仍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行道，無一日敢息。而當後來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不古、社會不斷變化之世，夏、商、周的君王則與時俱進，在道德教化之外，創立了治、政、禮、教、刑、事等典章製度來配合治理，這樣一來，君王們的政務加重了，就更是要以不息之心，兢兢業業孜孜栗栗地工作了。所以，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治國都需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心，也即一不息之心。
第三個問題，即在世風惡化，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何以治世？他理解題中對漢唐的指陋，認為“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指出漢文帝、漢武帝和唐太宗諸君還是有進道之心的，漢唐之所以不及唐虞三代，是因為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於天，不純乎於理，不純乎於陽明，而是出入於天與人、理與欲、陽明與陰濁之間，當他們存道心、持道義之時，治國就有建樹；反之多欲貪利，道為人欲所製，國家治理就出問題。他進一步指出：漢文帝與漢武帝和唐太宗不同，不像他們為霸道和雜家所累，所以能恭儉求道，業績也接近商周、唐虞，但因受黃、老清靜無為的異端影響，惜未有更大作為。他勸理宗以三君不能一心求道為戒，進取不息，取得超過漢唐的功績。
上述三個問題都屬哲學觀、世界觀的問題，他一口氣寫了近五千字。接下來的第四道題，即第二部分，是對國情時政發表見解，提出對策。
文天祥按自己的理解，把理宗提出的八項事務概括成四個方麵：“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盅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然後逐一以對。
如果說在回答前三道題時，文天祥對理宗是邊批邊拍、邊捊邊揉的話，在回答直切現實的第四道題時，他再也難以從容應對了。此時，在白鷺洲書院學習期間，尤其是來臨安這幾個月裏了解收集到的國情時弊及令人忿懣的情事，一下子都湧上了心頭，他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手中的筆就如同寒光閃閃的利劍。
第一個方麵，天災與安民。他尖銳地指出：天災是由民怨引起的，而民怨是由皇室、官吏的巧取豪奪和敲骨吸髓的殘酷壓榨造成的。“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皇家私庫）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迭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間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當今的民眾痛苦不堪，“而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他呼籲理宗持不息之心，急求民安之道，以消解民困和天災。
第二個方麵，人才與士風。他指出人才短缺是士風敗壞造成的。他以激烈的言辭批評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複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不顧道德與品行、尊嚴與節操，單純灌輸知識，以獲取功名利祿，這樣培養出來的人有幾個能自拔於流俗呢？他們“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於是“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這樣的勢利之徒，豈能成為理國治民的人才？他呼籲理宗持不息之心，改變士習，以求人才。
第三個方麵，兵力與國計。他認為兵力弱是國家財力不足所致。如今兵力不足，邊備困窘到拆東補西，疲於奔命，這需要招募新兵，而國家的財力又不足。國家供作軍用的錢財都到哪兒去了呢？他直斥說：“飛芻挽粟，給餉饋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灶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廷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幸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沒錢招兵養兵，錢用到哪兒去了呢？都被皇室和宮府建樓堂館所，穿金戴銀，慷慨賞賜，大肆揮霍浪費掉了。於此呼籲理宗持不息之心，采取節約措施，專供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