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東漢發生黨錮之禍後，“黨人”一詞才廣泛地流傳開了。其實，這一詞的最早使用是屈原的《離騷》：“唯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意思說就是因為那些朋比為奸的小人們苟且偷安，所以楚國政治的道路才越來越黑暗危險。“黨”是結黨營私的意思，因而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
官僚和儒生是活躍在東漢政治舞台上的一個主要群體。東漢初年，早在劉秀為帝時期，他利用興辦學校和鄉舉裏選等方式，培養和選拔地主階級的子弟進入各級政權機構。這樣，就為儒生的出仕大開方便之門。順帝時儒生規模發展很快，到質帝時太學生人數已增至三萬多人。各地儒生數量更多，在郡國和私人精舍中就學的人數，至少也有七八萬人。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階級的子弟，他們是官僚的後備軍。
然而，東漢自和帝以後，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虛設。特別是後期宦官專權，他們一方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強取豪奪；一方麵濫用親朋，裙帶成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官吏選舉製度更加流於形式，如河南尹田歆奉命選舉六名孝，實際上早已內定五名，所以當時人說：“今之進者，唯財與力。”選舉製度的敗壞，也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學識的太學生及地方知識分子的仕進之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當時民間流傳著嘲諷官吏選拔製度的打油詩：“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蕩，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正直官僚和太學生密切配合，遙相呼應，他們臧否人物，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地抨擊，成為一個與宦官相對立的群體。這些人被以宦官為代表的人們誣稱為“黨人”。這些所謂的“黨人”們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和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之風。這種風氣使宦官感到恐慌，於是出手鎮壓，從而釀成了中國曆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這一時期的官僚們也痛恨宦官把持政權，危害國家。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們世代為官，經濟基礎雄厚，政治力量強大。如楊震四世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為三公，門生故吏遍布全國，權勢傾天下。這些官僚集團以“清流”標榜自己，對宦官及其門徒的“濁流”是看不起的。所謂清流是指以儒學為正宗，憑著孝廉、征辟、策對等正途做官者。在這一點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這是他們聯合反對宦官的基礎。
然而，政治的黑暗、官場的腐敗，既阻礙了士人的仕進之路，也傷害了士人的忠正之心。於是，他們麵對現實，或消極隱遁，或積極抗爭，從兩個不同角度書寫自己的人生。
一種就是隱逸避世、明哲保身，也就是不苟同，不合作。早在順帝時，士大夫就曾避禍深山。到桓帝時，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識分子逃入鄉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隱居講學，苦身修節。李固、杜喬被害後，其弟子郭亮、董班、楊匡一同歸隱，“終身不仕”。公元159年，桓帝征召安陽人魏桓，鄉人勸他應召，他說：“幹（求）祿求進，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意誌。現在後宮數千人，能減少一人嗎？馬棚中有萬匹馬，能牽走一匹嗎？皇帝身邊近臣權豪眾多，能去掉一個嗎？”都答：“不能。”魏桓於是慨歎道：“既然如此，讓我活著去，死了回來，有什麼用呢！”於是，魏桓隱逸不出。這反映了一部分士人的共同心理，表麵看起來是與世無爭，而透過其表象則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對外戚宦官當朝的強烈不滿。所以，當朝廷到深山中征請他們入朝為官，替宦官歌功頌德時，他們寧死也不肯與宦官為伍。不但不應征，而且進而指斥時政。
與避居深山或山野的有德之士相對應的，就是與世抗爭。官吏如李固、杜喬，學者如郭泰、賈彪，他們迎麵直上、拯世救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人在桓帝時期，雖然沒有建立統一的組織，也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但他們有著共同的目的，這就是要革除弊政；他們有著共同的追求，這就是要挽救王朝的命運。
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任用私人，太學中數以千計的學生十年寒窗而無用武之地，他們有感於政治前途的暗淡，對宦官當政感到怨恨。於是，以郭泰、賈彪等為首的一批學生領袖一方麵在太學中進行反宦官政治的組織和宣傳；另一方麵，又吸收社會上有識有才能者入太學，以擴充自己的陣容。太學遂成為當時又一政治活動中心。
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懲除貪官汙吏和權貴，他又以宦官趙忠葬父僭越規製為由，挖墳削棺查實並逮捕其家屬治罪。桓帝聞訊後大怒，反將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發了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願運動。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到宮廷向桓帝上書請願，為朱穆喊冤。他們說：宦官顛倒是非，濫用職權；朱穆忠心憂國，深謀遠慮，是難得的賢臣。如非判刑不可，則我等願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懾於群眾壓力，隻好赦免朱穆。第一次請願算是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