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漢靈帝也漸漸發現，勞心費力地想這些斂錢之方，雖然有效，但也還是太過麻煩。來錢也來得太慢了，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發揮一下皇帝這個資源的優勢。終於，劉宏發現了皇帝手中掌握著一種獨一無二的熱銷產品——官位。
賣官這個“絕招”實際上是靈帝的生母董太後給他提供的。董太後出身小戶人家，本來就是一個嗜財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間飛黃騰達做了太後，這份貪欲就更是膨脹到了極點。靈帝的四處搜刮、買田置地就曾經得到過她的大力支持。現在看到寶貝兒子又一次為弄錢而發愁，與他“同心同德”的董太後自然也十分焦心。但是，田賦已經提高得差不多了，供奉之物又早就進了漢靈帝的私囊，再找生財之路可不那麼容易了。這時，董太後得知前代有過賣官的事情，頓時感到這是一股巨大的潛在財源，立刻喜上眉梢，叫來兒子商議。具有商業頭腦的漢靈帝也一拍即合，馬上下詔，在西園設置了官爵的專營店，公開賣官。
東漢的賣官起於鄧太後，但那時隻是偶爾為之，以比較溫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錢來“佐國之急用”而已，並沒有將之作為生財的工具。但漢靈帝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這個當做天字第一號大買賣來做的，自然不滿足於前代的那種小打小鬧，而要“正規經營”。
漢靈帝將“商品”——官爵分為兩種，一種公開張榜，對於郡守級以下的官爵明碼標價。一般來說，官位的標價是以官吏的年俸計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標價是二千萬錢，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標價是四百萬錢，關內侯五百萬錢。也就是說官位的價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萬倍。如果按照資曆應當升遷的，可出半價或者三分之一；家資富裕者可先行交錢，一時交不起的也可賒欠，到任後加倍交納。另外，求官的人還可以估價投標，出價最高的人就可中標上任。
另一種買賣方式是暗中尋價，也就是通常說的“黑市交易”。這是針對國家高級官吏三公九卿而言的。所謂暗中尋價，就是有一參考價：公千萬錢，卿五百萬錢。但根據買官人的情況，可高可低，因人而異。比如：名士崔烈就以“半價”買得一個司徒做，而宦官曹騰的養子曹嵩（曹操之父）家境極富，買太尉就出錢一萬萬，高出參考價十倍。如此一來，除了皇帝的位子不賣之外，上至三公，下到縣令，統統可以拿錢買到。即使是國家選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費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職位，就得另外加錢。當然啦，這麼直接地說拿錢買官畢竟有點不太好聽，於是對賣官所得的錢，就起了一個專門的名字叫“禮錢”——隻是“赤膽忠心”的官員給朝廷送禮嘛，於是買方賣方，就都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了。
皇帝熱衷賣官，社會上層層仿效，一時間官場風氣惡至極點，以至於所有的官吏升遷調動，都要先講好價錢才去上任。於是，竟然出現了如下一些怪現象：一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一些州郡官吏一個月內甚至替換好幾次。
漢靈帝的這場賣官大買賣從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買賣做久了，價格也就要隨行就市，有所調整。地方官由於直接臨民，刮地皮比較方便，售價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縣貧富不等，縣官售價也就各不相同。當然，買官的價格並不固定，也可以根據求官人的身價和擁有的財產隨時增減。比如前文說的崔烈想當司徒，因為他出身於北方的名門望族，又是個大名士，便通過關係，隻花了五百萬錢就買下了價值一千萬的司徒。到冊拜之日，宮廷舉行隆重的封拜儀式，靈帝親臨殿前，百官肅立階下。望著崔烈春風得意的樣子，靈帝突然覺得他這司徒一職來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對隨從親信嘟噥：“這個官賣虧了，本來該要他一千萬的。”旁邊的中常侍便在他耳邊不知道說了些什麼，靈帝這才眉開眼笑起來。“戲說”一下，中常侍大概是說，他能出五百萬，已經很不錯了，陛下您要有點品牌意識，像崔公這樣的冀州名士，肯輕易買官，說明現在連他都認可陛下的產品，正好給我們做免費廣告，以後這官位就會更暢銷了，陛下還擔心收不回本來？事後，崔烈的兒子崔鈞對他說：“父親實在不該買這個三公，外麵議論紛紛，都嫌這官有銅臭味。”“銅臭”這個典故就是從這兒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