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財產將成為吸引民眾注意力的一個工具，那些為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作出貢獻的人應該得到名譽和獎勵。這些無私的探索者為了使別人過得更幸福，甚至不顧惜自己的生命和安危，如果他們不是領導群眾的人物，那麼還有誰配得上呢？”
就這樣，經過長期的醞釀，諾貝爾的遺囑終於考慮成熟了，1895年11月27日，他在巴黎親筆寫下了他最後的遺囑。
諾貝爾在給索爾曼的信裏曾經寫過：“我從不借用的兩件東西是金錢和方案。”毫無疑問，這兩種東西對他來說，都是綽綽有餘的。然而，使這位發明家越來越感到致命般痛苦的，是時間、睡眠、健康與平靜的不足。他一生不得休息的狀況，現在要算賬了。盡管他不斷表示相反的願望，但1895年至1896年，對於“那些迫切要求改變和完善的事情”來說，的的確確是其一切圖謀、規劃和期望的進程中大變遷的年頭。這些事情分布在地上、地下、海洋和天空。他曾用五種語言在日記、報告、草圖和信件裏，在詩歌和散文裏，以及在數字和統計表裏，親手將這一切寫了下來。在他生前最後的兩年中，大量文件都注有日期，隻有幾周時間的間隔，那是由於他從聖雷莫到巴黎、布魯塞爾、蘇黎世、柏林、漢堡、倫敦、斯德哥爾摩和福爾斯進行沒完沒了的巡視旅行，以及由於到埃克斯萊班和卡爾斯巴德等休養地而中斷的。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個界限。這位當時將近六十三歲的人，幾十年來那種永不枯竭的智力和一往無前的精神，使得他周圍的人感到敬佩。
諾貝爾在1896年同索爾曼一起度過了他最後一個夏天和秋天。當他在比耶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勵和指導廣泛的技術工作時，他被那裏的助手們看成是一個內行。8月，他的哥哥羅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稱之為“尼夫爾海姆鬼魂的來訪”的病痛（嚴重的偏頭痛和血管痙攣症）後，他終於明確認識到必須采取措施。他到南方並在巴黎請專家進行了診斷。他被告知說，他得的是一種厲害的心絞痛症，因此他必須絕對休息。這句話所掩藏的意思是，現在是準備後事的時候了。
現在舉世皆知的他那份處理身後財產的遺囑，是在1895年患病初期就起草好了的，並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裏。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認為自己真的屬於那個城市的暗示。他現在想：有必要與一兩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維格的兒子、他那位在聖彼得堡石油公司當頭頭的侄兒，談談這件事，然後去一趟巴黎。醫生們的判斷，還使他采取了在那種情況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動。這些行動別的姑且不談，卻一點也顯示不出諾貝爾在臨死前的思想痛苦：他親自仔細地監督了當時在聖雷莫公園為索爾曼一家建造的一座別墅；他賣掉了為自己在聖雷莫拉車的馬匹，並且在巴黎買下了三匹新馬和漂亮的馬具來替代它們。
除了像通常那樣堅持寫日記外，他還把時間花在最不尋常的寫作上。他穿著睡衣，頭痛地坐在那裏，忙著趕寫一部受到雪萊影響的悲劇《複仇女神》，以及在創作一部以不久前那場使他非常傷心的線狀無煙炸藥訴訟案為背景的劇本，他給這個諷刺劇取名為《專利細菌》。這是兩部奇妙的著作，在很多方麵反映了作者的典型性格，包含著揭露生活和人物的痛快淋漓的哲學語言。
此外，他每天還要就多樣的生意計劃及複雜的化學試驗處理親手寫下十幾封信。他於10月在給索爾曼的一封信裏寫道：“說起來就好像是命運的諷刺，我必須遵命服用硝化甘油。他們把它稱為三硝酸酯，以使藥劑師和公眾不致害怕。”
他的最後一封信是於1896年12月7日在聖雷莫寫給索爾曼的。諾貝爾是在兩個星期前到達那裏的。這封信就好像他在健康時寫的那樣，談的是一種新的硝化甘油炸藥，末尾的幾句話是：“不幸的是，我的健康狀況再次惡化，連寫這幾行字都有困難。但是，一旦當我能夠的時候，我將回到這個使我們感興趣的題目上。您忠實的朋友，阿爾弗雷德·諾貝爾。”
從他那與往常一樣清楚、易懂與端正的筆跡中，看不出他正處於崩潰的時刻。但是，他卻再也不能回到那個曾經使這位才氣煥發、精力旺盛的人終生感興趣的題目上去了。這封未寄出的信放在他的寫字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