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黃賓虹在上海與黃少強、陸丹林、趙少昂、賀天健、鄭午昌等友人合影。前排右一為黃賓虹綠綺台琴為唐代斫製的名琴，琴底頸部刻有八分書“綠綺台”三個字，右側有楷書“大唐武德二年製”七個字。綠綺台琴曾為明代皇帝朱厚照所有，明末，為詩人鄺露所得。據傳，明朝滅亡城破時，鄺露將平生所藏的古董、古書環列身旁，彈著綠綺台琴殉國——讓人想起阮籍臨刑索彈《廣陵散》，音樂史上有“嵇琴阮嘯”的說法，指的就是魏晉“竹林七賢”飲酒興酣，嵇康彈琴、阮籍吹口哨之事。清朝末年，綠綺台琴被張敬修購得，他專門在東莞可園修了一座“綠綺樓”。民國初年，張家逐漸中落，遂賣給了鄧爾雅。得琴後，鄧爾雅刻“十四年八月得鄺湛若綠綺台”及“綠綺台”兩印，又以《記綠綺台琴》詩作記：“鄺子死抱琴，癬琴留至今，忽生山水感，猶有鳳凰心。”想起另一位被吳昌碩稱為“富於筆墨窮於命”，雅好古琴佳硯的蒲華，遇即購藏，其居室亦名曰“九琴十硯齋”。黃賓虹這一時期發表了論述璽印曆史、流派以及印譜源流、摹印篆法、刀法的《敘摹印》，以及《濱虹論畫》。關於古印文字、畫史畫理淵源的著述，達上百萬字。葉恭綽邀約黃賓虹創辦中國文藝學院，後改名為中國藝術專科學校，任院長。不久，辭去院長職，專任教授，並兼昌明藝術專科學校教席。葉恭綽乃書畫家、收藏家、政治活動家，出身書香門第，留日時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孫中山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等職。有感於中國畫界的零落衰弊，黃賓虹與葉恭綽、陸丹林等籌組“中國畫會”，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藝術團體，黃賓虹曾任執監委員。畫會編輯出版了《國畫月刊》，一批中國畫家“大聲疾呼挽山水畫於狂瀾之既倒”。陸丹林曾主編過許多報刊雜誌，尤其以文史和書畫刊物而聞名。我們常見的孫中山墨跡“博愛”，就是孫中山先生親筆書贈陸丹林的橫幅。黃賓虹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授，教國畫理論課。當時同在一個學校的任教者還有陳樹人、潘天壽、張大千、諸聞韻、傅雷等。作者見過一幅陳樹人的半身自畫像，立領黑色馬褂，臉上淡墨渲染，一副眼鏡尤為醒目，背景是斜倚的梅枝。畫完自畫像，細雨天，畫家沒有打傘就出門了，高劍父、高奇峰正等著他，三個人約好了要在細雨中合張影。潘天壽作畫筆墨蒼古、凝煉老辣，而且大氣磅礴，雄渾奇崛，墨彩縱橫交錯，具有懾人心魄的力量感和現代結構美。其指畫別具一格，成就極大。順帶說幾句與指畫有關的話：清代指畫家高其佩，自謂“指頭生活”；唐代張璪有作畫時“或以手摸絹素”的記載；明代吳偉被後世奉為“指畫”創始人；明末清初的書畫家傅山亦作有指書、指畫；清朝入關後的第一代皇帝，僅僅活了23歲就因患天花去世的順治，也曾經以指畫牛。吳昌碩評價潘天壽：“天驚地怪見落筆，巷語街談總入詩。”張大千是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無論是繪畫、書法、篆刻、詩詞無所不通。在山水畫方麵卓有成就。後旅居海外，畫風工寫結合，重彩、水墨融為一體，尤其是潑墨與潑彩，開創了新的藝術風格。其自撰對聯“百年詩酒風流客，一個乾坤浪蕩人”，基本概括了他的一生。諸聞韻工寫花卉、翎毛，間作走獸、山水、人物、壽佛，尤長於墨竹，瀟灑清逸，涉筆成趣。傅雷翻譯家、音樂鑒賞家等身份自不用說，而他美術評論家的身份，對於黃賓虹就如同人生難得一知已、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樣。時年68歲的黃賓虹和時年24歲的傅雷，同時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他們之間的忘年之交，成就了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一段佳話。1966年“文革”期間，因不堪忍受淩辱，傅雷夫婦上吊身亡。為紀念傅雷，現上海有所傅雷中學——這類紀念是文明的進步，意思就是修改曾經錯誤的血的曆史，但有些錯誤是墨跡改寫不了橡皮也擦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