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英國的鄉村建起了灰暗的廠房，城鎮豎起高聳的煙囪，工廠裏回蕩著機器的轟響，高爐前噴發出鐵水的光亮。當工業已不可避免成為英國的命脈時，有著敏銳的頭腦和靈活應變能力的英國人也開始棄農從商，紮身於繁榮興旺的工商業，但是這個時候卻發現《穀物法》成了擋住他們進軍富人行列的一座高牆。以往家裏不過幾個人吃飯，糧食貴些也沒感到什麼，因為人少買得也少。但當上老板情況就變了，一下子要養幾十個工人，甚至幾百幾千個工人，這吃飯就不是一筆小帳了。剛剛投身工廠製造的老板為解決工人吃飯的問題開始犯難了，想從國外進口低價糧食，但是又要交上高額的進口關稅，還不如用本國的高價糧，算來算去，怎麼都不合適。工商業主們麵臨著“兩難選擇”：要麼請工人回家休息，工廠停產；要麼給工人加薪，減少自己的利潤。於是廢除《穀物法》已迫在眉睫。
當時的英國工業在全球一馬當先，產品豐富、競爭力強，因此也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場，而長期實行保護貿易政策，則不利於產品對外銷售。於是自由貿易思潮開始興起。
在工商從業人的眼中，金銀是至高無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財富，國內貿易不能增加金銀，所以應擴大國際貿易空間。活動空間的擴大，意味著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去賺取那亮閃閃的黃金白銀。於是，英國工商從業者以廢除《穀物法》為契機，要求政府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但是，在《穀物法》的興廢問題上，英國的兩大政黨各執一詞。托利黨（即後來的保守黨）代表土地貴族的利益，主張繼續執行保護貿易政策；輝格黨（即後來的自由黨）代表工商業者的利益，要求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一場經濟思想鬥爭便從一片亂嘈嘈的爭論中開始了。
經濟形勢的變化，呼喚新的政策，於是又對理論提出了創新的要求。在此期間，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這兩位經濟學家格外引人注目。斯密為支持自由貿易，提出了“絕對成本”學說。他說，自私是人的本性，每個人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讓人們自由參與國際分工，讓商品自由交易，會使國家利益最大化。與亞當·斯密所見略同，李嘉圖也反對國家經濟中的貿易保護主義，特別是對農業，並提出了“比較成本”學說。他認為：每個國家都有自身優勢，生產本國成本較低的優勢產品，然後拿到國際市場出售，大家互通有無，貿易雙方便都能以較小的代價，獲得各自的需要，可以達到“雙贏”的效果。
按照李嘉圖的說法，如何達到“雙贏”效果呢？我們用英國和葡萄牙都生產毛呢和葡萄酒為例來說明一下。
分工前：英國生產1單位毛呢需要100個勞動日，1單位葡萄酒120勞動日；葡萄牙生產1單位毛呢需要90個勞動日，1單位葡萄酒80勞動日。按絕對成本論，兩國之間沒有發生貿易的可能性。因為在葡萄牙，這兩種產品的生產成本都比英國低，他們不需要從英國進口，而英國也沒什麼便宜貨可以賣。但通過成本比較，就可以找到各自的比較優勢：葡萄牙對英國的比較成本：毛呢是90/100（=0.9），葡萄酒是80/120（=0.6666），葡萄牙的比較優勢在葡萄酒；英國對葡萄牙的比較成本：毛呢是100/90（=1.1），葡萄酒是120/80（=1.5），英國的比較優勢在毛呢。
分工後：英國專門生產毛呢，同樣在220個勞動時間裏，分工前能生產1單位毛呢和1單位葡萄酒，現在則能生產2.2單位毛呢。葡萄牙專門生產葡萄酒，同樣在170個勞動時間，分工前能生產1單位毛呢和1單位葡萄酒，現在能生產2.125單位葡萄酒。
綜合英國與葡萄牙的生產總量，分工前英國與葡萄牙在390（100+120+90+80）個勞動日共生產2單位毛呢與2單位葡萄酒，而在分工後390個勞動日共生產2.2單位毛呢和2.125單位葡萄酒。兩國通過分工，專門生產各自比較成本較低的產品，就可以增加世界產量，而通過交換，雙方都能從中得到利益。
隨著這種國際分工理論漸漸深入人心，廢除《穀物法》已是大勢所趨。1839年，反《穀物法》同盟在曼徹斯特成立。不久，皮爾出任保守黨內閣的首相，他多次降低關稅，並於1846年廢除了《穀物法》，對此他解釋說：“在發明方麵，在工作方麵，在才能方麵……所有方麵，我們都站在世界的前麵，我們還會怕競爭嗎？”這是實情，當時英國的工業生產量占世界的一半，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但是，曆史卻跟他開了個玩笑：保守黨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內閣被黨內人士推翻。但是，貿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蕩蕩，已不可逆轉。
三年後，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另一條約——《航海條約》的廢除，英國逐漸成為一個自由貿易國家，自由貿易政策展現出它的巨大功效。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曾在書中自豪地說：“自由貿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區主動向我們進貢。北美洲與俄羅斯平原是我們的麥田，南美洲有我們的放牛場，秘魯贈送她的白銀，黃金從加利福尼亞與澳大利亞流到倫敦，中國人替我們種茶，西班牙與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