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造就了很多無家可歸者，他們在城市中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起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稱為“胡佛村”，意在諷刺胡佛總統。除此之外，流浪漢的討飯袋被叫作“胡佛袋”，由於無力購買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動的汽車被叫做“胡佛車”，甚至露宿街頭長椅上的流浪漢身上蓋的報紙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頭上的蘋果小販則成了大蕭條時期最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經營流動水果攤討生活的人中，有許多從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銀行家。當時紐約大街上流行這樣一首兒歌：“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鍾。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裏衝！”
由於人們普遍對未來缺乏信心，導致社會道德進一步淪喪，盜竊、鬥毆、凶殺案件層出不窮。羅斯福就職之日，胡佛送給新政府一句話：“我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我們無能為力了。”
主要受害者德國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中，受打擊最嚴重的就是美國和德國。德國的打擊為什麼最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它失去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勢力範圍和海外投資；除了龐大的國外債務，另外交付大量的戰爭賠款，剩下的就是蕭條的國內經濟。在危機來臨時，它的經濟沒有緩衝的餘地。
屋漏偏遇連陰雨，如此脆弱的經濟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洪流麵前顯然是不堪一擊的。當紐約股票交易所在1929年10月“黑色星期二”崩潰時，它所造成的巨大衝擊力首先嚴重地震動了德國。從1929年到1932年，德國工業設備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業生產下降了40%，對外貿易額下降60%，物價下跌30%。其中，主要工業產量下降幅度更大，鐵產量減少70%，造船業產值則下跌80%，企業銀行紛紛倒閉。
工業危機反過來又導致了金融危機。1931年7月，德國達姆斯達特銀行倒閉，引發銀行擠兌風潮，國家黃金儲備由23.9億馬克減少到13.6億馬克，柏林九大銀行減為四個。失業率急劇上升，1929年，失業人口達到130萬，1932年已增至800萬，德國全失業和半失業人數高達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二，位居歐洲之首。農業危機也隨之加重，產品價格暴跌，大批農民破產，被迫賣掉土地。僅1930年，就有2萬個農場被迫出賣。
危機期間，德國人民遭受了極大的苦難。德國政府對外宣布停止賠款，對內把納稅額提高了幾十億馬克，而且還大量削減工資、救濟金和養老金。沒有工作、沒有糧食，走投無路，許多人對這個世界絕望了，僅柏林每天就有60多人自殺，這還不包括凍死和餓死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對政府的不滿逐漸爆發出來，各地鬥爭、騷亂不斷發生，德國處於嚴重的動蕩之中。全國爆發了暴風雨般的罷工和失業者的示威遊行，國內的階級矛盾空前尖銳。人民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對魏瑪共和國已經徹底失望，他們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出路；德國統治階級對麵對危機無能為力的政府也日益不滿，他們希望能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經濟危機使德國的社會局勢更為動蕩，法西斯勢力趁機發展起來。
這次經濟危機給希特勒及其納粹黨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加給德國的《凡爾賽和約》，使德國失去1/8的土地、1/10的人口、3/4的鐵礦、1/3的煤礦資源，以及所有的海外投資和殖民地，還有巨額的戰爭賠款。列寧稱之為搶劫一空、駭人聽聞，當時的德國外長因不敢簽字憤而辭職。和約不僅給德國人民帶來了奇災大難，也使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損傷，使德國從上到下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由於十月革命和德國11月革命的影響，下層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希特勒抓住了這一機遇，建立了納粹黨，並利用了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掀起了對內反對民主製度和共和國，對外要實現民族複仇了浪潮。奇高的失業率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土壤。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從此，魏瑪共和國宣告終結，德國進入納粹的法西斯專政時期。
就魏瑪共和國來說，它的這一最終命運不是偶然的。德國是一個封建殘餘濃厚、缺乏議會民主製傳統的國家，魏瑪共和國隻是德國戰敗後成立的一個民主製度不健全的共和國，它從一開始就受到來自左右兩方麵的攻擊，基礎是不牢固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麵對經濟蕭條、社會動蕩的形勢，顯得束手無策。在20年代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魏瑪共和國還能維持，但到經濟危機襲來後，它就難以繼續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的上層統治者和壟斷資產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利益，越來越傾向於建立一個獨裁的強權政府，以便對內穩定統治秩序、對外奪取勢力範圍和世界霸權。以納粹黨為代表的德國極右勢力趁機抬頭。應該承認的是，希特勒政權在經濟發展上是有很大鬥智的，其對外取消債務，對內實施國民經濟軍事化，的確使德國的工業資源得以充分利用，經濟迅速發展，工人失業率迅速下降，1938年時失業率低至1.3%。從1932年到1938年，德國生鐵產量由390萬噸上升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而鋁、鎂和車床的產量竟高於美國。從1933年到1939年，德國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增長2.1倍，消費資料生產也增長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