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政府對整個國家宏觀經濟的不幹預。
美國政府不對經濟生活加以幹預的社會體製雖然對於調動個人活動的積極性、主觀能動性有積極作用，也有其局限性並可能產生消極後果。這一原因直接導致了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種子。工人是消費品的主要消費者，但他們的工資卻受到限製。這樣，一旦生產普遍超過了主要來自工人的有限需求和消費，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其工業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極端不均衡，社會財富高度集中。16家財閥控製著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53%，全國1/3的國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工業增長僅集中在少數部門，而其他老工業部門則開工不足大批工人因此失業。從1920年到1929年，生產率增長了55%，工人工資卻隻上升了2%，而占總人口1/5的農業工人的收入還不到非農業工人收入的40%，到1930年時，已低於30%，約60%的家庭還掙紮在每年200美元水平，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可見，固定不變的工資和不斷下降的農場收入這兩大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國民收入嚴重的分配不均，內需乏力，與不斷提高的生產效率共同構成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
第六，銀行業的不良貸款。
這是1929年股票市場崩潰的一個間接因素。印裔經濟學家萊維·巴特拉對此曾指出，財富集中的結果實質就是對經濟產生有害的影響，即：增加了有不可靠貸款的銀行數目，助長了最終連銀行也被卷入的投機狂熱。財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閉銀行的數目越多，並助長投機，衰退便越嚴重。
馬克思也提出：“危機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費有關的零售商業中暴露和爆發的，而是在批發商業和其它提供社會貨幣資本的銀行中暴露和爆發的。”這是因為信用使經營者都可以用大大超過他們的資本從事經營；信用使資本形式上的回流速度因不以實際回流時間為轉移而加快，生產經營規模與信用相互作用，不斷擴大。同時，在繁榮階段，股票、債券等虛擬資本的巨大增長和各種投機活動的大量興趣，又為進一步擴大信貸規模，提出了強烈的需求。信用的繁榮導致產業和商業的繁榮。由於經濟繁榮，所以消費需求是旺盛的。正是由於這種消費需求的旺盛，刺激了投資，並且借著旺盛需求的東風，生產者的投資與產品促銷行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就出現了規模驚人的廣告促銷與分期付款賒銷行為，這種使消費者“先花未來錢”的做法潛存著非常大的風險，一個是它刺激抬升了資本投資的規模，另外一個是消費者能否最終付清賒銷款。如果不能付清款項，那麼投資就不能獲得合理補償，巨大的投資規模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陷於巨大的危機。
市場經濟本身是風險經濟，經濟危機被稱作是市場經濟的一種“生理現象”。由此之後，為避免經濟危機，各國開始探索資本主義的改良之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幹預作用逐步提高，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在全世界已漸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