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南窗下有張粗糙而陳舊的兩屜桌，據說當年蒲鬆齡在上邊寫作。
蒲鬆齡曾在西鋪畢家坐館三十年，他教書的地方叫“綽然堂”，現在聊齋陳列文物主要來自綽然堂：
一塊“綽然堂”大匾，掛在“聊齋”匾側麵；
一張明代著名畫家馮起宸畫床圍的大床；
一塊海嶽石，也叫靈壁石，據說宋代米芾玩賞過；
一塊三星石，玲瓏剔透，頂端有三個亮點，以水塗抹，燈下閃閃發光；
一塊蛙鳴石，狀如青蛙；
一座碩大的木影爐，由整根黃楊木雕成……
蒲鬆齡西鋪坐館三十年，這些置於他設帳處的文物，在成立蒲鬆齡紀念館時，被一股腦兒搬來，算作家遺物，其實隻能算蒲鬆齡寄人籬下的證明。
蒲鬆齡紀念館除“聊齋”外還有四個展室。蒲鬆齡著作展室、研究成果陳列、名人字畫、聊齋彩塑。展室皆中西合璧，青磚到頂，水泥鋪地，墨瓦飛簷，粉壁明窗。每個展室麵積都數倍於聊齋。百米外還有個二層樓，掛著“蒲鬆齡研究所”牌子。當年蒲鬆齡住塵泥滲漉的舊房，何曾指望有寬敞明亮的廈屋？現在，蒲鬆齡故居“勢力範圍”愈來愈擴大，整個蒲家莊莫不以“三老祖”為門楣，倘蒲公有靈，作何感想？
蒲鬆齡墓園位於蒲家莊東門外一裏多，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內有古墓三十餘座、古柏三十多株。蒲鬆齡墓在墓園西北隅。墓體封土高兩米有餘。墓前有清雍正三年（1725）張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一九五四年修複蒲鬆齡故居時，在墓園建碑亭一座。墓碑“文革”中被毀，一九七九年根據原碑拓片重刻，亭前又立新刻石碑一座，由沈雁冰手書“蒲鬆齡柳泉先生之墓”。
本·瓊生在莎士比亞墓碑上寫“他不屬於一代，而屬於萬世”。蒲鬆齡亦如此。我們不妨借用雨果在巴爾紮克墓前的誄詞：
這不是黑夜，乃是光明。這不是終局，乃是開端。這也不是虛無，而是永生。你們聽我說話的一切人，我不是說到真理了嗎？像這一類的墳墓才是“不朽”的明證！
學界通常認為西方三大短篇小說家是俄國契訶夫、法國莫泊桑、美國歐·亨利。歐·亨利相對“資曆”淺影響小。高爾基認為契訶夫成就超出莫泊桑的觀點被普遍接受。我們簡要來個契訶夫與蒲鬆齡的對比，看看蒲鬆齡是不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短篇小說之王”。
安·巴·契訶夫（1860—1904）短篇小說與戲劇創作均取得非凡成就。其名作《變色龍》《萬卡》《帶閣樓的房子》《套中人》，寫統治者專橫，寫資產階級貪婪，寫小市民無聊，寫知識分子淺薄，窮形盡相，獨具一格。作品有濃鬱的憂傷情緒，多為灰色調。契訶夫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傑出代表，可惜疾病過早奪去他四十四歲的生命。而蒲鬆齡《聊齋誌異》一書，不止磨練四十四年，除描繪清代現實生活外，蒲鬆齡天馬行空，把神鬼狐妖夢幻構思推向極致。舉凡黑暗時世、科舉風雲、家庭婚姻，無不涉及。可謂神有“神彩”，鬼有“鬼魅（力）”，還成為古代風姿綽約“精靈”集結號，姹紫嫣紅愛情百花園。《聊齋誌異》不論小說數量，還是小說構思、描寫手段，都較契訶夫的小說更為博大精深。而蒲鬆齡比契訶夫整整早兩個世紀！更有甚者，蒲鬆齡是站在中國小說史與中國文化史肩上，從六朝小說到唐傳奇，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從六經到戲劇稗史，無不為其所用。《聊齋誌異》引用典籍達兩千種以上。幾乎可以說：讀一本《聊齋誌異》就能濃縮性了解中國文化。
那麼，蒲鬆齡是如何一步一步成為“世界短篇小說之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