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一路無話，也是文章嗎？冤人。”原不知是不是。萬一而“有話”，那決不外輪胎爆裂，馬路拋錨，甚至於一頭撞在電線杆上，車仰人翻，再甚至於《水滸傳》式的一聲大喊，連黃棉襖也會搖搖的，豈不糟了麼？南人謂之“吃勿消”，北人則日受不了，我又安得今日之下，尋閑捉空，弄得一塌糊塗哉。沈從文：《怯步者筆記?雞聲》初來北京時，我愛聽火車汽笛的長鳴。從這聲音中我發見了它的偉大。我不馴的野心，常隨那些嗚嗚聲向天涯不可知的遼遠渺茫中馳去。但這不過是空虛寂寞的客寓中一種寄托罷了！若拿來同鄉村中午雞相互唱酬的叫聲相比，給人的趣味，可又完全不同了。
我在客寓中從來不曾有過一回半夜裏被雞聲叫醒的事情。至於白日裏，除了電車的隆隆聲以外，便是百音合奏的市聲——連母雞下蛋時“咯咯咯”也沒有聽到過。我於是疑心北京城裏住戶人家是不養雞的。然而，我又知道我這猜測是不對的。每次被相識拉到飯館總能聽到“辣子雞”、“熏雞”一類的名稱。我到菜市場去玩時，總能看到小攤子下邊竹罩裏，的確也又還有一些活鮮鮮、毛茸茸的雞。它們如同啞子，挨挨擠擠站著卻沒有做聲。它們之所以不能叫，或者並不是不會叫，隻是時時擔驚受怕，想著那鋒利的刀、沸滾的水，憂愁不堪，把叫的事情都忘懷了吧？
然而我還有不解者：北京的雞，固然是日陷於宰割憂懼中，難道別地方的雞，就不是拿來宰割的？為什麼別的地方的雞，就有興致引吭高歌了呢？孫伏園：《朝山記瑣?帶福還家》“福”者，“花”也。花是括絨的，紙做的，種種都有。一出廟門，我們就會聽到，“先生，您買福嗎”這種聲音。即使不是借用蝙蝠形的絲絨花的“福”字，這些地方硬要把“花”叫作“福”也是情理中可以有的。後來一打聽，是北京城裏紮花鋪的夥計先“帶福上山”，然後使我們香客“帶福還家”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把絨花、紙花、蝙蝠形的花、老虎形的花戴了滿頭。胸前還帶了與其他香客一樣的徽章，是一朵紅花，下邊一條紅綬，上書“朝山進香帶福還家”八字。
“帶福還家”也是一種口號，正如上山時互讓“虔誠”一樣，下山時對同路者就互讓“帶福還家”。即使是山路上坐著的乞丐們，上山時叫你“虔誠的老爺太太”，下山時就叫你“帶福還家的老爺太太”了。孫福熙：《北京乎》北京乎！別來五年了。經過豐台以後，火車著慌，如追隨火焰的蛇的急急遊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這北京的無形的力量所吸引。
一片綠色中遠見磚砌的城樓隱現，而黃瓦紅牆的城樓並聳在綠色的波濤中，我能辨別這是正陽門，這是紫禁城與別的一切。
回憶離京時，行至東華門邊，我與二哥說，我舍不得北京的偉大。我很不能抑製地想念了五年，現在，僥幸地又得瞻仰他而濡染其中了。
在紹興會館中，大清早醒來，老鴰的呼聲中，槐花的細辯飄墜如雪，兩株大槐樹遮蓋全院，初晴的日光從茂密的枝葉缺處漏下來，畫出輕煙顏色的斜線，落在微濕而滿鋪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與別的形狀的斑紋。新秋的涼爽就在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來，我投懷於我所愛的北京。
離別以後，我曾屢登阿爾卑斯高山，我曾蕩漾在浩瀚的印度洋。固然，我不能懂得他們的好處，但阿爾卑斯山的崇高與印度洋之遠大，遠過於北京城。這是無疑義的。然而我不因他們減少了對北京城的崇高與廣大的仰慕。
我努力搜尋出以上的這些短文，都是名家，都是短文，都是最能體現老北京某個側麵的特征，也都是最能體現他們個人性格特色的文字。如果求全，那還會有太多太多，但那我也就變成編者而非作者了。事實上，近年我接觸到的這類文字很多，甚至其中也有我父母的文章。當時他們都是《大公報》北平辦事處的記者，穿梭於國共兩黨的要人之間，更寫了老北京各階層各色的市井人物。《大公報》是當時國統區一張很有影響的報紙，到了1947年、1948年最後的圍城時期，國民黨許多重要的軍事、政治消息，都要找我父親到軍事行轅參加午餐會，然後由《大公報》發表出去。因為國民黨的首腦業已不再相信自己的《中央日報》了。下麵我父親寫的這則市井動態，也就表現了其中的一些花絮：徐盈：《“籠城”聽降記》北平是一個國際知名的曆史名城，主持“受降”的人，如呂文貞那時候就告誡他那部屬說：“受降不是分配”，要統一不要分散。到後來，機關來得多了，受降主官沒有力量，甚至某些人忘記了自己變成戰勝國，以為受降就是要分配，大家動手搶起來。結果就是各自當家，牽製多，執行的少；會議多，決定的少。分別由局部來處理，有了流弊，有了攻擊，有了摩擦，亂成了一團。因而到處出事，事事不能解決，如敵人的華北兵站基地的油水多，那裏便被大切八塊，再也拚湊不起來。北平受降後的混亂，象征著全國各大城市的情況。
北平比如一個大香爐，此刻煙塵滾滾，使人感到目迷心寒。鄉村包圍著城市，郊區白麵限賣二十元一斤，城內則高達三百六十元。飛來的糧食特派員趕到時，此地最大的“華北平衡倉庫”、“華北麥粉製造協會”、“華北交通糧食部”、“華北開發生計組合”，早已被人接收一空。軍需部特派員卻接收經濟部應當接收的棉紡工業以供軍需，教育主官卻接收了農林部的棉業改進會，因為裏邊還多少有些物質資料；由天津趕到的文化服務社代表，接收了紙庫、油墨廠和材料倉庫。特別是那些帶槍的人，用不三不四的辦事處名義，明火搶掠，增加個人財富，使多少倉庫變得空空如也。於是接收人員之間狗咬狗的笑話，車載鬥量，使那“盼中央、等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北平人民哭笑不得寒了心。
這裏又增加一篇我母親的文章，她也是《大公報》的記者，但文筆更有文學色彩。她寫過許多國民黨、共產黨與高層民主人士，更寫過重慶、北平形形色色的老百姓。她與沈老文字交開始得很早，但對麵握手卻在十年之後的1946年。沈先生當時一到北平，她和我父親就去看沈，結果撲空。到第二次再去，才終於見到。彭子岡：《沈從文在北平》這是8月29日，北平秋天的黃昏，街上果子攤上複雜色調，氣壞了畫家畫板，我似乎已經聞到了良鄉栗子的香味了。北平各大學的複原帶來了各色各樣的學者教授文人，以及活躍的知識青年。北平的文化氣息必然濃厚，色調也必然繁複豐富，這才是文化的溫床，清一色會令人窒息死亡。
沈先生正伏在方桌上整理舊稿，跳起來向徐盈和我說：“你們是——”
報了名字，於是像舊師生般握手大叫起來。
“我正寫了封信要寄給你！”他遞了封信給我說：“十年不摸電話，不知道怎麼用它，同時也點了十年的清油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