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占據了他僅有的兩把椅子，主人便隻好坐在覆了白被單，有一條絨毛毯的床上。有點意外，這麼玲瓏瘦小的一個人，寫了80幾本書。並不意外，文格與人格的形象，甚至內心是統一的，他全無半點湖南人的豪邁，卻有點讓我懷疑《浮生六記》中的主人翁就應該是這副樣子。
下邊刪節了十一個自然段，最後的兩小節如下：
由《憶北平》也可以看出他對時局的憂慮，他屢屢追問時局的症結：“你們告訴我，批評我，免得我發了傻氣說了糊塗話。”他不斷提到他的小朋友們，那些環繞著他的年輕人，他最推崇的新作家是汪曾祺，在本報《文藝》與上海大型刊物《文藝複興》均有其作品。
如果你在北平的廟會或小胡同碰見一位提了網線袋，穿著一件灰色或淺褐色的毛質長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臉書卷氣、眯著眼睛在書攤上尋找舊書或是在找門牌號碼，說一口湖南、北平、雲南雜糅的普通話，那便是沈從文。你可以告訴他，他該去理發店理發啦。
我非常欣賞最後的這一段，朋友圈中無論什麼人看到了都要拍案叫絕。這是心靈中才氣的流露，不是事先就設計好了的。我母親這篇文章沒有直接寫北京，而是寫了一個由外鄉的鄉下人變成著名京派作家的人。我母親早年走上文壇遇到兩位好老師。第一位是葉聖陶，他可是位非常和善的老好人，鄉土觀念極重，主抓教育是他最大的特點。他曾和自己的親家夏丐尊先生合寫了一本給青少年讀的小冊子《文心》，也就七八萬字，結果，葉老就用他那一半的稿費在故鄉蘇州買了一個小四合院。我去過的，雖不是北京四合院那麼嚴謹，但院中花木扶疏，很美麗的。院子長期沒人住，“文革”後蘇州作家陸文夫去看他，他就主動把房子送給蘇州作家協會編刊物了。陸文夫那裏當然感謝，特意留出一間，平時也注意打掃，專為葉老的子女在蘇時居住。陸對我也是很好的，他特意說：“你來蘇州，如果需要長住，這兒對你也是開放的。”葉老從年輕時就很關心後起的作家。我母親也是蘇州人，同時更是由他擔任主編的《中學生》雜誌的積極撰稿者。我父親也同時是撰稿者，雙方慢慢相互認識了，最後走到了一起。我想，在這個過程中，葉老至少對我母親這個小老鄉，是采取了鼓勵與推動的作用的。隨後，我母親的另一位老師就是沈從文，他當時兼任了一份副業，就是替《大公報》編副刊《大公園》，母親時常有稿子投寄給他，他總是修改後迅速刊登。我母親的字跡很難認，每個筆道都是圓的。然而沈先生的毛筆字非常規矩。我小時在家裏還看到母親當時投稿的原稿，兩種筆跡互相摻雜著，母親珍藏舊稿已經多年。然而，沈先生與我母親的見麵，卻在十多年之後的1946年，在前文所述的北平。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多次講述沈當年寫作的奮發：冬天的深夜，他因貧窮，屋內沒有生爐火，就用一條厚毛毯蓋在膝蓋上。室溫可以結冰，他就把業已凍結了的毛筆放到嘴邊去“嗬”，等毛筆的尖端化了凍，他再一字一句在稿紙上去寫。他的七八十部長篇小說，大體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的。沈先生是湖南鳳凰人，自稱“鄉下人”，但他最後卻被公認是京派文人的代表之一。這其中的道理耐人尋思。
我前邊引述的文化人，他們是用文字描繪自己認識下的北京，但都隻是表達其北京情結的一個方麵，僅僅是言論而已。事實上，他們的收入都不錯，大多家庭和美，生活幸福。他們對文化的認識是通達而非狹隘的。所謂“故國”，就指人類全部的文化精神積累，並不分中國外國。比如林語堂，他的英文無比之好，通曉西方文化，還能用英文直接寫作中國的事，比如他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一要有國內足夠的生活，二要懂得西方人欣賞的趣味，必須適應他們的習慣。同時做到這兩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們出版部門提出“走出去”的戰略，其實第一步走出去的，應該是如同林語堂這樣的大作家。沒有像他這樣的大作品，光有出版部門的推導，恐怕還是事倍功半的。隻可惜啊，可惜我們長期沒有注意他。還有一位翻譯家葉君健，也用英文直接創作了寫自己經曆的三部曲，外國反響很大，國內默默無聞。我們僅僅注意到了他能翻譯這一點。再就是過去一直被忽視的梁實秋。過去我們隻知道他寫了《雅舍小品》係列，寫過大量優美的散文，而且屬於消閑文化的範疇，就從沒報道過他花費四十多年的時間，獨自翻譯了莎士比亞全集。梁實秋的翻譯工作從大陸延續到台灣，又從台灣延續到美國，終於在死前完成了這個浩大的工程。這個例子說明：隻要文人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其故國觀念就必定升華——無論自己的故國還是洋人的故國，都一視同仁地熱愛，也毫無保留地奉獻，乃至於最後的獻身。我想，今天我們談故國，思想上也上到這個層次才好。寫到這裏，我忽然想到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侯仁之（今年九十一二了）對我談的一件事。他說：“1957年後，我去過你們家看過你母親。她剛被打成右派，情緒很低沉，我同樣痛苦，但也無奈。你大概不知道我與你父母如何認識的吧？我最初一直是《大公報》的讀者兼作者，有了稿子就寄給你父母。當時我在北平，你父母在重慶，遠隔萬裏，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見麵。終於抗日戰爭勝利了，你父母來到北平繼續辦報，而我忙於去英國留學，雙方最後約定一起去西郊的盧溝橋相聚——既是初次見麵，也是臨別分手。因為你父母當初離開北平時，是在盧溝橋這裏出的事，而如今勝利了，大家重新再來這裏聚會。你說，我們這些人心裏裝的就是這樣的情懷，大家都愛自己的國家，如今全國勝利了，你父母也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怎麼能反黨反社會主義呢？”這件事，侯老就對我講過一次。我後來再去他那裏時，主要就是請教關於北京曆史文化上的事情了。他一直對我很關心，每次去都耐心與我談話，回答我各式各樣的提問。他還站在牆壁上清乾隆時期的北京大地圖前，用手杖在上邊指指說說。我及時拍下了照片。這照片對我的價值很大，它一直鼓勵我沿著京城文化這個課題不斷前進。我有許多這樣的照片或文人前輩賜予我的墨寶，多數是我父母的文壇朋友送的，如趙樸初、艾青、沈從文、吳祖光、汪曾祺等人的，也有我自己在梨園認識的，如前輩俞振飛、張君秋、袁世海等人的，還有我母親從梅蘭芳處拿回的照片，從程硯秋家拿回的歐洲小玩具等。這些東西，都構成了我對京城文化熱愛的起因，每件東西往往都能引出一段小而又深的故國之思。今後有機會時，不妨再寫一本這樣玩兒著的書出來，相信讀者或許會更有興趣。
總之，不懂得故國，就不懂得今天的來之不易。把今天的一切看得太容易太簡單了，就寫不出有厚度並能曆時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