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北京的定都，不能忘記三個人。第一個是元朝的君主忽必烈。早在元朝定都北京前，他帶兵從北部南下，來和占據北京的金王朝打仗。金王朝當時在北京設立了“中都”，中心位置在今天廣安門附近。而忽必烈下榻的位置，則在今天北海公園一帶，那裏有山有水有樹還有很好看的石頭，忽必烈就記住了這個美麗的地方。等他後來把金王朝打敗了，忽必烈下令定都北京，這就是元王朝的大都了。第二個人就是忽必烈的臣子，是漢人，叫劉秉忠，大概還是個部長級的官員。忽必烈很信任他，把平地建造北京元大都的任務全權交給了他，據說他們君臣之間還有過幾次推心置腹的談話，劉秉忠這才全力以赴地幹起來。劉在學問上是多麵手，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很懂哲學。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未來的大都勾勒出一個大輪廓：最中心就是言菊朋說的“黃圈圈”——皇帝的宮殿，外邊一些則有大一些的皇城“小圈圈”，然後最外邊才是那最大的“大圈圈”。大都當時還沒有“凸”字形的外城，所以內城城牆就是城牆的全部，也就不分內外了。
以上說的是最簡約的北京建城經過。後來，我有一次在侯仁之前輩家中與他閑聊，倒是閑聊中他的一個說法，我以為更實際。他大致是這樣說的：“但凡一個城市，總得是位於幾條來往大路的交叉點。北京呢，自古就處在三條大路的交叉點上，一條是東北來的，一條是西北來的，再一條呢，就是從北京向西南延伸，穿過了永定河（古時叫蘆溝河），一直延伸到山西。最初，三條大路會合在蘆溝河的北岸，按常規說在北岸建立城市是合適的。可這樣的造城運動剛剛開始，人們就發現不成，因為每年夏天蘆溝河總要發大水。大水一來，整個城市頓時就汪洋恣肆，人民的生命財產就會全都被吞沒。最後人們被迫把建城地點向著東北遷移，於是才有了今天的北京城……”兩者相比，我覺得是侯老的敘述更生活化，也更實際。
下邊，咱們就從忽必烈下令建設北京的時候往下講。
但凡地球上的重要城市，總需要在臨近水係的地方建立。水，是養育生命所必需的，更是維持一個城垣的基本條件。在我國的北京小平原的這一塊土地上，曾經有過豐富的水資源，既包括河流，也包括各樣的湖泊、沼澤與濕地。當北京的原始人出現後，最早居住的地點是小河旁的台地——就在河的近旁，有著連續幾個小小的台階，每個台階相距不遠，一旦洪水來臨，當淹沒了低一級的台階時，人們便早登上了高一級的台地上躲避。躲避過幾次，人們也認識了自然的規律，究竟應該在哪個台地上建立永久的居住地，心裏也就有了底。最早的北京人，在經曆過幾次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洪水之後，他們才猛然意識到：必須後退！於是他們在距今八百五十年之前，在如今北京廣安門的西南，建立起第一個有史可查的城垣——薊。
再一點，中國古來的集市貿易要有兩個條件：一是“日午”，二是“井邊”。前者是天氣要溫暖，後者要使得交易者能夠隨時喝水。等集市逐步發展到鄉鎮和城市時，“井邊”就勢必要變成臨近“水係”了。等鄉鎮擴大到一定程度，自身就要具備一定的形狀，一旦擁有足夠的人群，在眾多分散住宅的四周，就要築城保護自身。城垣一出現就是有形狀的。中國古老哲學提倡“天圓地方”，最早周王朝的城垣就是一個勻稱的四方形。城垣裏的最小單位，是統治者的院子，要有等級不同的住房，以及登高瞭望的堡壘。這兩樣一結合再擴大，就變成城垣的城牆與城樓。在此後的漫長時期中，城垣的形狀都是正方形的。其後的秦朝一變，依照地勢起伏建造了連綿幾百裏的阿房宮。到了唐朝，又恢複了周王朝的正方形。到元代大都建立時，采取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核心處是宮城，外圍些是皇城，最外圍才是正方形的大都城。東、西、南三麵都各開了三個城門，唯獨北邊隻有兩個，在北邊的正中沒有城門。這大約是中國都城成熟的標誌：皇帝要麵南背北，所以他背後不能開門，恐怕王氣因此而泄漏。這更可以打一個比方，《三國演義》寫諸葛亮防止自己死後魏延叛亂，就把一幅密令交給了自己“文臣”方麵的繼承人薑維。等到後來魏延果然不服將令的時候，大臣楊儀要魏連喊三聲“誰敢殺我”，相約等第三聲叫過再沒動靜，楊儀就向魏交權。結果等魏躊躇自得地喊到第三聲時，在其身後果然就有人應聲：“我敢殺你！”說話者乃漢將馬岱，他手起刀落，殺了魏延，完成了諸葛臨終前之托付。大概後世帝王從中借鑒，要防止身後有不軌之人埋伏，這或許也是“身後（也即是北方）不能開門（站人）”的深層道理。